一住就是二十来年，称它老家不为过吧？

　　是怎么随父母从部队转业南下，偏偏转到了这座小城，一直是心底的谜，也从未问及过父母。父母一生淡定，与世无争，身后留给世人们的褒多于贬。父母都姓张，传下来的张家人也从骨子里照葫芦画瓢，相互延续着父母褒贬各异的特色与个性。

　　老家里的几间房，一座小院，家门口四通八达的几条小巷，像一个个形状不一又长短有别的生态和命运的模具，复制出一茬又一茬有出息，还没有大出息的张家儿女们。    

　　父母当年落户在这座小城时三十上下，我们也只七八岁左右。一家五口，住在一个带院子的四间房里，那个年头已经算得上奢侈了。我们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长在这栋楼里，泡在自家那个小院里，蹦跶在小楼楼上下，穿行于门口这一条条宽窄的巷弄里。

　　直到今天，曾经留在这栋楼里的过家家、恶作剧、打群架、玩文娱的记忆画面仍然清晰，印象仍然深刻。也许因为各自家庭教育的原因，楼里的孩子们，再淘气，也出格不到哪儿去，最多家门口小闹闹，都不会闹出这条巷子。

　　记忆最深的恶作剧，是合起伙来拿隔壁孩子妈妈开涮。

　　究竟因为什么不记得了，是她成天大呼小叫很犯嫌，还是不让我们跟她孩子玩耍？再或是因为她胖得像我们儿时印象中的“大河马”？反正，那位胖妈妈没少遭我们的罪，我们经常暗地里对她和她家进行各种手段的“偷袭”。

　　比如，从楼上往她家院子里扔个东西啦，在她家门口悄悄放上几片西瓜皮啦，再就是，在她进出倒马桶必经之路的巷子口地上，摆上一排用两块瓦片夹着的“炮仗纸”，让她踩上我们的土地雷。总之，那会儿把看过的打鬼子电影里的损招都用在“大河马”阿姨身上了。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躲在暗地里，等着看“大河马”如何中招，如何被陷害，如何摔倒被惊吓之后“嗷嗷乱叫”……想想，小时候玩的一群小伙伴们怎么会如此“恶毒”？

　　小伙伴们经常趁大人们不在家相互串门子，玩游戏，把各自家里折腾得翻天覆地，眼瞅大人们快要下班回家，赶紧手忙脚乱地收拾。那点小计谋，哪儿玩得过家长们呢？很快被戳穿了，也很快被限制了。

　　最终，好像全往我家串门子了。当然，不怪别人，也是我自己“烧包”烧出来的。为了把小伙伴们召唤到家里，我省吃俭用抠下零花钱，买了好几箱“小人书”，学街边小人书摊样子，自制了一堆“借书证”。在家门口摆上一排小条凳，小方凳。你说，小伙伴们哪有不来的道理？

　　这还不算，从小羡慕过露天电影的放映员叔叔，在家电影放不成，咱可以自制幻灯机，画幻灯片啊。找来一块块小块儿玻璃片，用毛笔在上面画上“鸡毛信”，“红孩子”，“地雷战”之类的故事。再做成一个可以放上一只40瓦电灯泡的小木盒，掏一个小洞洞，要是在白天，会用床单把家里房间窗户蒙严实之后，一场接一场的幻灯就这么连轴转上了。

　　样板戏年代，家里的小院更成了小伙伴们的剧场，每天坐得满满当当。《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片段都演过，演得最多的要算是《智取威虎山》。原因也许是杨子荣那一身装扮威风凛凛，气吞山河吧？父母部队留下来的两件羊皮军大衣，正好穿在了“杨子荣”和“少剑波”的身上。

　　回想起来，冥冥之中，幼小的心灵和经历已经造就和注定了我今天的演艺生涯。

　　至今，眼前仍然笔直的这条小巷，原貌依旧，硬朗如初。锃亮油光的青石板，走上去依然脆生生，板板扎扎的作响。

　　儿时，这条一眼望到头的小巷感觉很长，撒开小腿，跑上好半天才到尽头。在小巷里，我们滚过铁环，滑过雪橇，打过弹子，躲过猫猫。

　　我们仨兄弟淘气淘过头了，常常挨父亲的训斥，每回父亲怒不可遏到极点，吼上那么几声，随即会让我们滚出家门。

　　有一次，老大被父亲半夜撵出家门。那次他跑出很远，一路跑到了电力路往火车站方向。一列火车正好经过那里的铁道口，拦住了老大和经过的人们。老大回头看时，只见不远处昏暗的路灯下，马路边正站立着穿着大裤衩，光着上身手持一把蒲扇的父亲。瘦骨嶙峋的父亲正在向远处眺望寻找儿子的身影。还是老大转身走向父亲，父亲这才将自己紧张得有些僵硬的身板松弛下来，长长舒了一口大气，一句话没说，猛然一转身，往回走去。

　　这以后，我们都学乖了，很少再惹父亲发怒，即使不小心又被训斥了，出了家门也不再朝远处去，往巷头上路灯底下那么一杵，等上个三五分钟，父亲必会假装出来倒个垃圾什么的，把垃圾桶往垃圾箱上磕上几下，朝我们站的方向看一眼，一个转身，便一了百了。

　　狭长的小巷相对安静的时候较多，一点声响也会混响成大声远远传开。这栋楼上家家户户的大人和孩子们习惯用听觉捕捉小巷传来的种种叫卖声，就像：

　　“修棕绷……藤绷……”

　　“磨剪子铲刀……”

　　“修洋……伞雨伞啊……”

　　“香干臭干一格（角）钱五块”……

　　“卖回卤干喽”……

　　“豆腐脑……吃喽……”

　　每每叫卖响起，楼里的大人孩子们会各取所需，狂奔出去。

　　老家啊，老家，有着说不完的家长里短。

　　小巷啊，小巷，有着道不尽的百姓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