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少年时候，我们的城市即使在市中心几乎都没有高楼。沙石铺就的马路凹凸不平，远不如现今那些经济发展尚相对落伍的乡镇。城市的格局很小，袖珍到步行十来分钟左右便可走进乱葬岗。如今那些地方则已成了楼宇林立小区摩肩接踵的热闹去处。

　　城市的飞速发展给人们带来生活上的方便和享受的同时，却也常常让我在喧嚣中无端地感受到些许的惆怅和落寞。也许这正应了那句老话：失去的，往往是最值得回忆的。

　　漫步在华灯初上的大街上或是在电视节目的催眠中，有时我会为那些在别人眼中不值一提的鸡毛蒜皮的小事而热泪盈眶。搞不懂是怀旧的情愫作祟抑或是一种无厘头的触动？

　　一位朋友曾一脸认真地对我说：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其实最向往的是拥有一座乡村四合院，屋前栽花屋后种菜，那才是真正的享受。是的，看蓝天白云听小鸟啁啾头戴斗笠手荷锄耙自得其乐，当然是水墨画一般的境界。然而对此我却并不十分认同。因为国人是一个群居的种族，讲究的是人际交往人际关系。无论他属于哪个层次，总有自己的一帮朋友兄弟。离群索处品味的不仅仅是孤独，更将深陷于边缘化的悲哀之中。关于这一点在我小小年纪的时候便有所体会，至今回想起来还有一种深深的震撼。

　　

　　烙印于脑海中的四合院远非朋友理想的那样。我的少年时代便是在那种特定环境中悄然流逝的。

　　说那是四合院其实并不准确，应该叫做建筑群似乎更恰当一点：左右各三进，中间是一条小弄堂。不知是刻意而为抑或是上帝在冥冥之中的算计，这片房屋里住户的身份竟是如此的泾渭分明：左边第一进住的是抗战时期的副团长。右边第一进住的是公社的科长一家（那时城市的基层政权机构也叫做“公社”），反正在邻居们眼里他们都是挺大的官。左边最后一进住着一位老太太，之所以老人独占这么大的面积，皆因她原是这片房屋的主人。右边最后一进也只住了一户，据说是个不大不小的资本家。中间一进的居民则很是不同凡响，可谓贩夫走卒一应俱全。我和爷爷奶奶便是这其中的一员。按理说我们本不该归于“小市民”这一类的，但由于是后来搬迁至此，只得服从房管所如此这般的安排。

　　此外还有一个编外住户。那时没有违章建筑之说，乡下来的老詹由于职业特殊，于是就在院子外面搭了个草棚栖身。

　　

　　抗战副团长是山东人，有一双儿女，老婆是元配的农村大婶，模样不算俊俏但很耐看也很和善，常对中间一进的芸芸众生施以援手，诸如斤把粮票几尺布票之类，甚得众人口碑和尊敬。

　　公社科长则是另一种做派。我从来不曾在他脸上寻觅到一丝笑容，那模样仿佛所有人都欠他粮食欠他租似的。他的软肋是惧内，河东一声狮吼他便小腿发抖。坊间传说在他未发迹前曾被河东狮撞破桃色，从此在老婆面前便矮了半截。

　　最熟悉也最亲切的是我们中间这一进的邻居：做烧饼的小杨夫妇和挑担送水的驼背老王。

　　每天最早起身的是拉粪车的老詹。他的粪车停在200米外的公厕附近。天刚蒙蒙亮他就得拉上粪车沿街吆喝：倒马桶啰，倒马桶啰！——于是，踩着他拉长的声调各家各户便咿咿呀呀打开房门，主妇们两手端着马桶一摇一晃地呈鹅步走向街边往粪车里倾倒污秽，晨雾中随之响起一片刷马桶的声音。正如上世纪三十年代那首流行歌曲唱的那样：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多少的声音都随着它去……老詹那单薄的身影在粪车前晃动，时不时还搭帮那些老弱妇女一把，尽管有时脸上身上会溅上几点不祥之物，但他仍乐呵呵地毫不计较。这当口巷口的烧饼炉也呼呼地升起了火苗。第一炉烧饼出炉，空气中弥散开令人垂涎欲滴的香气。小杨夫妇做的烧饼黄亮黄亮，脆而不焦酥香可口，颇得街坊好评。早市收摊后夫妻俩还得去建筑工地找零活卖苦力。他们不得不起早贪黑手脚不停地忙活，因为三十刚冒头的两口子已经有了五个儿子，老母鸡下蛋似的。五个“讨债鬼”不谙人间甘苦，一个个整天张大嘴巴哇哇直叫唤。

　　小杨夫妇很信任我，逢到节假日和休息天总是拜托我给他们看小孩。只要小家伙一哭我就将两口子留给我的烧饼屑往洞张的小嘴里塞。万一遇到“弹尽粮绝”的时候我便拿我的手指头当棒棒糖，间或也能收到安抚止哭的奇效。

　　送水的王驼子是个沉默寡言的汉子。他的活计是每天挑一副水桶从水站接水往街坊家送。一桶水收取主家五分钱水筹，每十天跟水站按水筹算脚力钱。那年月大部分家庭都没有自来水，年老体弱的人家一般都靠王驼子们送水。这营生挣钱不多，但王驼子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所以倒也得过且过。

　　巷子里有一口井，洗衣拖地之类杂活大伙舍不得用自来水，这口井便起了大作用。酷暑季节家家户户还会用竹篮吊一只西瓜到井里，约莫个把时辰便可吃到沁人心脾的冰镇西瓜了。换句话说，这口井跟咱们这七八户人家的生活息息相关。

　　然而粪车老詹对这口井从来都是“敬而远之”。他怕别人恶嫌，他十二分知趣地处处为朝夕相处的邻居们设身处地。每天收工，他的第一件事是洗刷粪车，接着便去东门外的荷花池沐浴更衣，尔后神清气爽地回到院子里。一年四季雷打不动。

　　逢到年节房东顾太太和资本家徐太太都会主动端来几个吊人胃口的炖菜慰问住在中间这一进的几户“下等人”，当然也包括粪车老詹在内。在这喜庆的日子里，抗战副团长的家属也会不失时机地显露一下烹饪手艺。

　　那会我刚上初中，但在房东顾太太和资本家徐太太的儿子们眼里大小也算是个读书人了。两位大哥哥（也许该叫叔叔才对）偶尔也会跟我简单交流。譬如他们都曾先后问过我“理想是什么”。说实在话，我还从来没有认真想过。从上小学开始就不断有作文题叫做《我的理想》。那时候的学生极其单纯，所谓理想更是五花八门，希望当工人的，当教师的，开拖拉机的，配钥匙修锁的……等等等等。至于我自己，有一阵子做梦都想当海军，大檐帽、海魂衫，要多神气有多神气。

　　前不久读到施蛰存大师近一个世纪前关于理想的一句话。他说，无论城乡，他希望全中国的家庭都能用上抽水马桶。

　　我的眼前突然跳出了粪车老詹。是的，施老这句看似简单甚至多少还带着几许调侃成分的话，既朴实无华而又高瞻远瞩意味深长。

　　

　　日头出东月落西，四合院人们的日子水一样波澜不惊地流着。

　　平静的打破源于一个案件：公社科长家失窃了20斤粮票。而他那河东狮一口咬定作案者就是小杨的老婆。理由是那天家里只有小杨老婆一个人来过，来给河东狮送专门加工的擦酥烧饼。科长的第一反应是：他们家那么多张嘴要吃饭，不是她能是谁？长期的思维定式让他习惯性地选择站在了老婆这一边。于是他寻上门去，以了解情况为借口对小杨夫妇穷追不舍，摆出一副掘地三尺不破此案决不罢休的架势。虽然小杨坚信自己的老婆决不会干出如此下作的勾当，但是面对强势的对手他又是那么的无助。黔驴技穷的小杨被逼急了，不由怒发冲冠，一顿皮带将老婆抽得鬼哭狼嚎。殊不料此举竟被科长大人理解为做贼心虚，进而他彻底相信了自己老婆的断言。蒙受了不白之冤的女人挺身跳了起来冲到井边，誓言以死明志。但科长大人却无动于衷，边往家走边幽幽地说：何苦哩，就这芝麻大点事，只是可怜了那五个讨债鬼……

　　房东顾太太和资本家徐太太找上门来，将两人凑的20斤粮票放到桌上。

　　河东狮本无证据，意图见好就收。然而科长大人不答应，像是受了奇耻大辱般脸上青一阵白一阵。他决定借题发挥，在邻里间树立起自己的威信来。

　　抗战副团长一直在默默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他在屋子里来回踱着步。他琢磨着等事情过了找这个科长好好谈谈，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邻居，别欺人太甚。再说又没个证据，凭什么诬陷人？

　　正寻思着，科长的一声吼直刺副团长耳膜：笑话，居然拿死来吓人！你怎么不往井里跳啊？死了你也是个贼！

　　抗战副团长闻声不由怒愤填膺。平日里少言寡语的他哗地抽出缴获的日本指挥刀，挺直腰板走到坐在井沿的小杨老婆跟前，命令自己的老婆将这个委屈的女人扶回家去，一边埋头磨起刀来。

　　男儿有泪不轻弹。小杨夫妇抱头痛哭，撕心裂肺。

　　过了一会抗战副团长冷静了下来，将日本指挥刀送回家中重新挂到墙上，慢步踱到科长门口，威严地喝令道：把两个老太太送来的粮票还回去！

　　河东狮辩白道：可我们家粮票——

　　抗战副团长不耐烦了：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明天我到你们公社找领导反映去。

　　科长闻言禁不住打了个寒战，尴尬地吩咐道：还不去把粮票还给人家……

　　事情就这么不了了之。

　　然而打那以后四合院的人际格局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没过几天，抗战副团长携家带口搬了出去，官方的说法是，部队的家属房亦已竣工。时隔不久，科长大人全家也搬迁到城外。因为，粪车老詹坚决不让河东狮往他的粪车里倒马桶，王驼子不仅自己不往科长家送水，而且别的送水工居然也跟王驼子“一个鼻孔出气”。小杨的老婆更是无所顾忌，每天边卖烧饼边敲铜盆指桑骂槐。用她的话说是：老娘死都死得，还怕个鸟！

　　这中间还有个插曲：抗战副团长搬家的时候，除了四合院的邻居外，几乎整条街的街坊都出动了。场面热烈感人，大有《十送红军》的意境。科长一家则是半夜三更悄悄走的，唯一知情的目击者只有一个人，他就是住在井边茅屋里的老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