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民国期刊10多年，我一直以文化类刊物作为自己的收藏主体，那年冬天在石家庄旧书市场看到标价甚高的10多册《独立评论》，一时还真没有上心，直到看到店主有心在刊物旁的介绍：“‘九·一八’事变后，胡适创办的一个较为重要的时事政治评论周刊”，才打了鸡血似的与店主讨价还价后购得。

　　《独立评论》，1932年5月22日在北平创刊，由当时国内著名的学者胡适主编。1937年7月18日停刊，共出版243期。

　　胡适最初的报刊活动是从1906年开始的。当时他在中国公学主编《竞业旬报》；留美求学期间曾担任《中国留美学生季报》主编；回国后又参与《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的编辑工作。他还创办过《努力周报》《现代评论》《新月》等刊物。《独立评论》则是胡适主编时间最久的一种刊物。

　　“九·一八”事变，激发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爱国热忱，抗日救国浪潮不断高涨，到“一·二八”淞沪抗战达到了一个高潮。与此相反，国民党政府非但不抵抗日本侵略者，反而制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对红军加紧准备更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在所辖范围内则采取强制手段和恐怖政策，实行文化“围剿”。

　　面对这种形势，以鲁迅、瞿秋白为首的“左联”和“左翼记联”等组织以报刊为阵地，开展宣传抗日救国，反对国民党文化“围剿”的斗争。与此同时，一些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改良派等，也开始创办报刊，宣传自己的主张，表现自己的政治态度。《独立评论》就是其中之一。

　　《独立评论》的发起人除胡适外，还有丁文江、任鸿隽、傅斯年、陈衡哲、周炳琳等学者、名流，他们大多数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教授，也有国立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刊物创办前，每个发起人每月捐出固定收入的5%作为办刊基金，并“忙里偷闲来作文字”。积5个月后，才得以出版第一期。刊物稍有入款后，捐款减至2.5%。这种捐款一直持续了两年多。

　　胡适是当时国内外和国民政府内重要的资产阶级学者，他何以不依靠官费，而要自筹资金办政治刊物？原因多方面，但有一点无疑可以确定，这就是他想利用《独立评论》经济上的独立来显示政治上的“独立”。创刊号上，胡适在《引言》中公开申明：“我们把这刊物叫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常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在《独立评论》创刊一周年时，胡适为“独立精神”作了进一步说明：“我们希望提倡一点‘独立的精神’”，因为“我们深深地感觉现实中国最大的需要是一些能独立思想，肯独立讲话，敢独立做事的人。”他将“独立精神”具体为：第一成见不能束缚；第二时髦不能引诱。按照胡适的解释，“独立的精神”就是不偏倚党派，不迷信成见，不赶时髦，即要保持一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超然态度。

　　事实上，在当时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和国共两党斗争激烈的情势下，胡适与《独立评论》没有也不可能保持完全真正的“独立”。在重大历史事件上，刊物迎合英美以其自身利益为出发点的对日外交方针，主张对日本妥协退让，为国民党不抵抗政策辩护；在内政上，刊物拥护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基本国策，时而刊登一些反动教授的剿共主张，宣传国民党的剿共业绩，美化国民党的残暴统治，反对民权保障同盟开展的“无条件释放政治犯”的爱国活动。

　　《独立评论》虽然有以上的政治倾向，但对这个刊物的基本否定并不等于全盘否定。《独立评论》以“独立精神”为信条，确也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国难初期，要求改变“剿共”政策；提倡民主政治，反对独裁专制；在教育界反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和尊孔读经的复古教育；对国民党统治下的困苦人民生活有所反映；抗战前夕发表了一些有利于国共合作的言论等等，这些都反映了一定的自由主义色彩。也正因为如此，《独立评论》的言论很博得国统区知识界的共鸣。“刊行到第四年时发行量已高达13000余份，寄售及代订处分布全国，在当时所处的近400种杂志中独树一帜”。不少读者在该刊明确宣布不付稿酬的情况下，仍然为其撰稿写文。在总计243期中，共发表1309篇文章， 其中55%是社外的稿子。第一年的社外稿占42.7%，第二年占55.l3%，第三年达到了61.8%。

　　《独立评论》之所以能在社会上产生一定的影响，主要是它以较为浓厚的自由主义色彩来评论国内外一些重大时局问题来吸引读者，扩大其政治影响。在编辑形式上，《独立评论》除以政治评论为主外，经常刊登或连载一些专家写的游记、见闻、书评、杂文等。这些文章常在趣味性、知识性、思想性上比一般同类文章略胜一筹。此外，刊物还经常进行重要的政治与学术问题的争论。对于不同主张，无论投稿人是大学教授，还是青年学生，大都来稿照登，较少删改。这是《独立评论》沟通编辑与读者的联系，吸引读者的又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