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是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侵略者控制最严密的中心。随着白色恐怖的加剧，从1933年下半年起，“左联”和“社联”已经没有可能再出版自己的机关刊物。但是，革命文化工作者以不屈不挠的努力，在1934年陆续创办了一批新的刊物，如杜重远主编的《新生》，陈望道主编的《太白》，沙千里主编的《生活知识》等等。由李公朴主编的《读书生活》与以上刊物一样，在反文化“围剿”的斗争中发挥了战斗作用，在传播先进思想和科学知识方面起到了启蒙作用。

　　“一·二八”事变后，李公朴说服了《申报》老板史量才，在《申报》上开辟了“读书问答”专栏。柳湜、艾思奇、夏征农，经“左联”“社联”党团的委派，先后到此工作。广大读者经过他们的推荐与指导，读书倾向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尤其是青年人，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内容有益的文艺书籍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但追求真理的广大读者，有着如饥似渴的读书要求，仅仅靠一个专栏，已远远不能满足读者。于是李公朴发起组织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读书生活》，继续普及文化知识，宣传进步思想，从事救亡工作。1934年11月10日《读书生活》在上海创刊。由李公朴主编，柳湜负责社会科学，艾思奇负责哲学，夏征农负责文学。

　　《读书生活》出版伊始，便说明本刊是“在校学生之补充读物，失学青年之自修导师。”在《发刊辞》中也指出：“本刊到底是要偏重于书的一方面的，对于‘国运挽回’‘民族解放’这些大题目，我们虽不敢将它遗忘，但衡其轻重，依据分工的原则，我们却不敢以此为己任。”在第2卷第1期的《编前》中，李公朴再次强调了这一点，似乎《读书生活》确是一本单纯介绍读书方法和经验，传播知识的杂志，其实它是一本引导读者通过读书来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教育读者认识社会与现实作斗争的杂志，这是在白色恐怖下所采用的斗争策略。因此，《读书生活》的第1、2卷的主要内容，放在“理论通俗化”上，正如编者所说，是在做建造地基的工作，要把地基打成铁一般坚固，而这种劳动不会白费力的。随着形势的发展，尤其是在“一二·九”运动后，随着全国抗日的新高潮的到来，《读书生活》从第3卷开始便把重点放在了民族解放和抗日救亡的问题上，在第3卷第5期上，“生活斗争、民族解放、理论指导”的字样，已经赫然印在了封面上。

　　《读书生活》继承了《申报》“读书专栏”原来的宗旨和风格。指出只有在生活中的学习，才是带有实践性的学习；只有在学习中的生活，才是真正具备战斗性的生活。“短论”试图做到“对于不大读书的人提出一个读书生活方面的正确观念，纠正和说服过去所受的一些不良的影响”；“科学小品”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相统一，把抨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及其腐败统治，有机地融合在自然科学知识的介绍中；“生活记录”吸引了工人、农民、兵士、店员、学徒、编辑、教员、学生等大量热心读者，失业的恐慌、寻找职业的艰难、为保住饭碗拼命工作的情景、在恶劣条件下读书求知的渴望等文章就像一幅幅现实生活照集中在刊物上；“讲话”通俗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若干基本原理；“青年创作”吸引了广大青年文学爱好者，发表了大量青年习作。《读书生活》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追求光明的需要，也因此成为上海进步文化阵地中的坚强堡垒。

　　办刊过程中，鲁迅、陶行知、蔡元培、陈望道、茅盾、胡愈之、唐弢、徐懋庸等，以及章汉夫、张仲实、吴敏、胡绳等人都曾积极为《读书生活》撰稿。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他的寓所与世长辞。10月25日，《读书生活》第4卷12期，出版了“鲁迅先生逝世特刊”。蔡元培、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胡愈之、王造时等撰写了悼念文章，深刻地表达了人们对这位“民众意志的代言者，时代号筒的鲁迅先生”的敬意。

　　《读书生活》没有任何经济靠山，因此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要维持刊物的正常出版是十分困难的。刊物第1卷由上海杂志公司老板张静庐当发行人，第2卷起改由读书生活社自己发行，经济上更加拮据。为了照顾穷苦读者，还要经常以特价优待。在“本刊工作人员半报酬的待遇，作者半义务的写稿状态下”，《读书生活》才得以维持下去。

　　1936年11月22日深夜，国民党当局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七君子事件”，仅隔两天，11月25日当《读书生活》出至第5卷2期时，被国民党当局查禁。

　　《读书生活》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年生命历程，但它别具特色的栏目内容，不仅在那个时代唤起了不少知识民众，尤其是热血青年走上了抗日救亡的救国道路，而且，它的创办还为今天的知识界提供了重要借鉴和启迪。今天的高校，是知识青年的聚集地，为把他们培养成为安邦治国的有用人才，非常需要有像《读书生活》这样知名度高、有影响的专家学者用他们渊博的知识和经验，办出有影响的刊物，引导青年奋发向上，激励青年的学习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