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底，施蛰存编辑出版了第六卷第一期《现代》后，因复杂的人事原因离开现代书局。不久，他接受了康嗣群的建议，于1935年2月，两人联办了一名为《文饭小品》的纯文学杂志。由康嗣群为编辑人，施蛰存当发行人。虽由康嗣群为编辑人，实际工作还是由施蛰存负责。

　　《文饭小品》原是明末清初爱国文人王思任写的一本书之名。林语堂、周作人对这本书大加赞赏，施蛰存亦对这本书很为推崇。至于为何用这个名称作为刊名，康嗣群在第一期《文饭小品》“创刊释名”中说：刊名取义有二，一是文人是吃文饭的，靠卖文为生；二是文章之好坏，不能以饭之吃得饱否为准，各尽其能，所以本刊毕竟不计其赚钱与亏本而问世也。

　　施蛰存曾在1933年就“庄子”“文选”之事，曾在《海燕》《涛声》等刊物上与鲁迅有过一段较为激烈的论争。茅盾、高植、曹聚仁、陈子展、周木斋、陶徒然、梁园东等人纷纷撰文抨击施蛰存，对其形成“围剿”之势。使得施蛰存处境尴尬、苦闷无助，感到自己将要被排挤出文坛圈子的忧虑。他在给当时身在法国的好友戴望舒的信中写到：“这半年来风波太大，我有点维持不下去了。”由此可见，与鲁迅的论战对施蛰存打击巨大，一种不稳定感与无立足之地的惶恐时时困扰着他，他急于需要一个发声的平台和阵地。《文饭小品》的出现，正是施蛰存编辑生涯的另起炉灶，于是他整装待发，重新振作，期望以《文饭小品》为契机，改变在文坛的尴尬处境。

　　《文饭小品》主要刊发散文、诗歌、随笔、杂感、译作和短篇小说。对于这个刊物，施蛰存十分用心，几乎动用了他办《现代》时的所有文学资源，包括他多年的编辑活动积累起来的丰富出版经验，以及与众多作家建立起来的良好的文学友谊，以此提升《文饭小品》的艺术品位。刊物的作者群大都是原来《现代》杂志作者群的一部分，有杜衡、戴望舒、叶秋原、张天翼、李广田、俞平伯、阿英、林庚、丰子恺、粱宗岱、金克木、徐迟、郁达夫、李金发、老舍等作家。周作人、林语堂也有多篇文章在《文饭小品》上发表。

　　《文饭小品》的整体风格与当时上海另两种刊物——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和陶亢德主编的《论语》接近，都是走“闲适幽默小品”路线，成为继《人间世》《论语》之后又一重要的小品期刊。

　　然而，施蛰存就是在这样一片温柔敦厚文字、闲适幽默的《文饭小品》中，居然专门设计了一个名为“微言”的专栏，专发短小精悍、金刚怒目的杂文，使得《文饭小品》始终充满着战斗的生机。

　　刊物先是与当时号称“中国最活跃的文艺杂志权威”《文学》杂志挑起争端，在第一期“微言”栏中不点名嘲讽《文学》杂志是“一个大百货店式的文学志”。后又与销路颇广、名家云集的《太白》杂志发生摩擦，对新年号《太白》“掂斤簸两”栏中文章的“错误”进行针锋相对的批驳。随即《太白》和《文学》发文反击，开始了一场长达半年的笔战。其笔战内容驳杂，涉及文学创作、编辑用稿、读者需要等诸多问题。其论争多断章取义，往往纠缠于细枝末节，很大一部分属意气之争，火药味甚浓，论战双方利用各自的刊物为发声平台，极尽嘲讽之能事，互揭老底，各不相让。在这场笔战中，一些有重大意义的文艺问题也从一片嘈杂声中突显出来。其中比较重要的论战主题有“杂文的文艺价值问题”和“杂志与新进作家问题”等。

　　现在看来，《文饭小品》与《文学》《太白》的笔战，也许是有生存策略上的考虑。《文学》有上万读者，《太白》每期销量九千多册，而《文饭小品》实销仅有四千本，举步维艰。它是期望通过与《文学》《太白》的论战扩大自己的影响，吸引读者注意，提高《文饭小品》的可读性和现实针对性，以此来增加读者，维持刊物的生存。

　　但《文饭小品》是由个人力量创办的刊物，没有实质性地挂靠大型书局。这对于民国时期缺乏由书局提供雄厚资金作后盾的刊物来说，生存极为不利，更谈不上发展。

　　1935年7月，《文饭小品》并没有因为打“笔战”而日益旺盛，而因发行和资金问题，在出完第六期后终刊了。停刊后，施蛰存在戴望舒主编的《现代诗风》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饭小品>废刊及其他》，道出了他当时的心情：“《文饭小品》出版六期废刊了。这又是鄙人的一次失败，对于爱护《文饭小品》的作者和读者，以及康嗣群先生，都非常抱歉。”对于为何草草停刊，施蛰存认为有两点，一是内容有些脱离时代，大多仍是书斋中的清品；二是不失为一种严肃而高雅的刊物，敌不过低俗的流行刊物的竞争。

　　在我收藏的数千册民国期刊当中，这6本32开大小的《文饭小品》显得很是单薄，但我感觉，就是这本小小的刊物，它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痕迹，生动地记录了当年文坛的风雨，也因其开设的“微言”栏中所有“对仗”文章，成为文学史上较有意味的一册文学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