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小说非常繁荣。那时近代印刷术在我国已经发展得较好。此外，一部分知识分子受国外影响，认识到小说的重要性而纷纷提倡，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五月初一，《绣像小说》在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的影响下诞生了。主编李伯元，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创刊号上发表了署名为商务印书馆主人的《本馆编印<绣像小说>缘起》，其意乃借鉴小说在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社会政治启蒙作用之经验，运用文学的通俗性和普及性特点来开发民智，宣传爱国，唤醒民众，刷新政治，从而达到除弊兴利、富强国家的目的。

　　该刊以刊登明清小说为主。主编李伯元为了发挥小说的“化民”功能，便于群众阅读理解，努力使小说通俗化，在所载小说每回正文之前，增以绣像插图，配合小说故事内容。所谓“绣像”，就是重要小说每回都有插图，画法虽不甚精美，但颇能写实，反映当时的社会时事、风俗人情和历史背景，可与文章相得益彰。

　　《绣像小说》问世后极受读者欢迎。徐一士曾在《负曝闲谈评考序》中说：“想当年，《绣像小说》才发行，先慈就订了一份。每期到了之后，先慈看过，便由我同吾兄和佛、凌霄及弟侄辈大家轮流着看，也可说抢着看”。

　　刊物在其出刊后的前后三年里，一直遵循创刊时的“宣言”。刊载了大量晚清创作小说、翻译小说、传奇及弹词、时调、杂记等作品。所采内容极为广泛，如揭露晚清官场黑暗，谴责列强侵略罪恶，叙说维新立宪运动，宣传爱国救亡，描写晚清工商活动、教育改良与留学生生活，破除迷信、解说科学，改革风俗，以及通过翻译作品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等，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意在使人民群众脱离愚昧走向清醒的境地，了解并憎恶现实，利于改革现状，自求生存。这些作品无一不是有关社会大事，丝毫没有无病呻吟和低级趣味的东西。文史学家阿英在《小说闲谭》中提到：“在这几种杂志中(指《小说林》《新小说》《月月小说》及《绣像小说》)，虽各有所长，其最纯正的莫如《绣像小说》。《绣像小说》在侦探小说风靡一世时，能独持异议，不刊此类作品，实为难能。而所刊者以能开导社会为原则，除社会小说外，极少身边琐事、闺阁闲情之著作。若《文明小史》《活地狱》《老残游记》《邻女语》《负曝闲谈》《扫迷帚》等，均足以说明时代之变革。一些传奇、弹词，其基本格调也和小说一样，谴责昏庸官吏、力图启发人心、鼓励自强。”

　　在第三期上，刊登了别士(夏曾佑)的《小说原理》，指明了小说的特点是“以详尽之笔写已知之理者”。探讨了小说创作的规律性问题，提出小说创作有五难，即写“小人易君子难”“小事易大事难”“贫贱易富贵难”“实事易假事难”“实事易议论难”。这“五难”反映了当时小说创作的一般状况和弊病，并说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作家必须熟悉生活，对熟悉的生活就容易写得好，否则就不容易写也写不好。同时，他积极宣传小说改良，小说要面向妇女和劳动人民。

　　《绣像小说》于1906年4月终刊，共出版了72期，得到了较好的社会评价。被称为晚清刊行时间最长、成就最大的一种小说杂志。阿英评价《绣像小说》是“较之《新小说》更为通俗化的读物。创作部分，从各个方面反映了当时的中国社会，揭露了政治的黑暗，帝国主义的迫害，半殖民地的形形色色，以至破除迷信，反对缠足，灌输科学知识等等。这些小说，不仅出自名手，影响也极广大。”评论家毕树棠认为，“若采集中国最初提倡新小说的史料，《绣像小说》可谓最重要的一种。”

　　《绣像小说》上所有的长篇小说和戏剧作品都配备了“绣像”。据统计，72期刊物，共配有绣像930幅左右。《绣像小说》的封面设计也很有意思，整套杂志共72册，封面图案只有两种，第1期至第8期为一株枝叶挺秀、花冠怒放的牡丹，花枝由右下伸向左上，显示了一种自信感，一种走向夏天的风度。第9期至第72期的封面，则是一只昂首挺胸的孔雀绽放着五彩斑斓的尾屏，向世人展示着它的美丽和矜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