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是个难以自抑的工作狂。她对于政治以外的事情毫无兴趣。她一直惧怕退休后的生活。从首相职位上退下不到两年，她在《星期天时报》的英国富豪榜上排名第134位，个人财富估计高达950万英镑。

本文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出版《铁娘子 撒切尔夫人传》，独家稿件，请勿转载。

　　失业的工作狂

　　英国式民主对于败下阵来的领导人格外残酷。大选第二天早晨，搬家小货车从唐宁街陆续开出。这番熟悉的情景，的确有失尊严。1974年2月，撒切尔夫人目睹了特德·希思突然而意外地被驱逐出权力舞台的情景。当时特德没有其他居所可去，被迫在一名保守党议员借给他的小公寓里蜗居了好几个月。在很大程度上，是特德的窘境才促使撒切尔夫人在达利奇买了一所并不怎么合宜的房子，作为一种保险来防止遇上与特德相似的命运。其实，和大部分被免职的首相相比，她的离去已经算不上多么突然了：从决定辞职到最终离去，她仍旧有6天的时间去打包行李，作道别。不过，她的失败却更为残酷，因为她不是被选民抛弃，而是遭到自己阵营议员的背离。在1983年6月和1987年6月，她也曾收拾行装，做好了离开的心理准备，而1990年11月，她却没有这样的准备。

　　撒切尔夫人是个难以自抑的工作狂。她仍旧充满活力，对于政治以外的事情毫无兴趣。失去首相之位，一夜之间似乎剥夺了她活下去的动力。她一直惧怕退休后的生活。“我想我对于地狱的定义就是有大把的时间，却不知道如何打发”，她在1987年《她》杂志的访谈中说道。“快乐并不是无所事事”，她在《妇女天地》上重申。“对于成年人来说，快乐是度过充实的一天，尽管这天结束时感到筋疲力尽，心里却明白自己拥有非常充实的一天。”说是充实的一天，她实际上是指从早到晚地工作；并且这些工作都是政治方面的工作。她对于政治的依赖，就好比不能失去氧气、不能停止呼吸一样。

　　“总有工作需要我去做，而我也会找到这些工作。”她1989年说过。但是她不适合在任何一个国际组织性组织——北约、世界银行，甚至联合国担——担任显赫的职位，尽管她的名字常常与这些国际组织联系在一起：她从来就不是当外交官的料。约翰·梅杰最想在国外给她找个职位，让她终日忙碌，但写回忆录时，他说“没有可靠的职位能够提供给她”。

　　其实撒切尔夫人与梅杰的关系只能让她的处境更为难堪。作为她的门生，梅杰在她的提拔下迅速超越了许多同辈人，后来更获得首肯，接任首相职位。尽管同事们与评论家很快意识到，摆脱撒切尔的“保姆”阴影，证明自己的独立性对梅杰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但撒切尔夫人却仍旧把他当作一名羽翼未丰的副手，其职责就是继续从事她后悔不能亲力亲为的工作。梅杰担任首相首次在唐宁街10号外的人行道上举行记者见面会时，她希望跟梅杰一起见记者，而在梅杰首次“首相答问”时她也想坐在梅杰的身后，结果受到劝阻。她原以为自己仍旧有权获悉一切，还能够得到请示，加上梅杰面临的第一项挑战——波斯湾战争，原本分明就是她的战争，这些都加强了她的这种期待：与梅杰一直待到1991年3月战争结束的查尔斯·鲍威尔，依旧每周向她提供情况报告，这些报告比传统上提供给反对党领袖的报告要详尽得多。然而，在她看来，过去11年来她一直视为命脉的情报源已被切断，结果她感到沮丧失意，也越来越持批评观点。

　　随着她的批评越来越公开化，人们指责她像希思当年对待她一样，对梅杰极不友善。不The Iron Lady过，大众眼中的希思无非是个满肚苦水的失败者，独自发发牢骚而已；而撒切尔夫人却在党内、国内，甚至全世界却真的拥有大批追随者，因此她的批评比起希思的牢骚更有破坏性，这意味着她具有更大的责任，应该明智而谨慎地施加自己的影响力。然而她却没有这样做——抑或压根拒绝这么做。结果就是在保守党接下来当政的7年中，她让梅杰与其保守党后席议员之间关系紧张。她的行为无疑加剧了党内分化，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保守党1992年的大溃败。而在1992年之后，她继续削弱着威廉·黑格以及后来伊恩·邓肯·史密斯重整旗鼓重塑凝聚力的努力——直到她的健康情况开始出了问题。她的搅局对保守党造成的创伤恐怕难以愈合，直到她那仍旧不安的灵魂遭到驱除。

　　不在其位难谋其政

　　撒切尔夫人和丹尼斯到达利奇的第二天，伍德罗·怀亚特就打来电话，怀亚特发觉她“‘嘭’的一声回到了现实”。再也没有秘书帮她打写信件，或是签收民众寄来的数千封慰问信和花束。她甚至不知道如何打电话，如何使用洗衣机。昔日荣光延续的唯一体现就是警察保卫，警察们仍然每天24小时为她站岗放哨。发现自己甚至不会拨通电话的她，只好求助于设在车库的“特殊分支机构”官员。她在下院仍然拥有一个房间，约翰·韦廷戴尔是她的政治秘书。然而，她的首个实际需要就是一个合适的办公室。阿里斯泰尔·麦卡尔平仗义相助，把自己在大学院街的房子借给她，她很快又招了8名职员。这样的安排持续了数月，直到后来新成立的撒切尔基金会在切舍姆找到了更合适的地方，并建立了总部。

　　与此同时，她很快就发觉达利奇并不适合她居住。对丹尼斯来说，这所房子唯一的可爱之处就是能俯瞰达利奇和西德纳姆高尔夫俱乐部。然而，对于这位仍想全身心从事公共事务的前任首相来说，住在达利奇简直不切实际，无可救药。满满的日程要求她必须能在活动之间迅速回家换装。不论是象征性地，还是实际上，她都要处于忙碌状态。因此，从达利奇往返仅仅三周之后，她和丹尼斯就开始找更适合长期居住的房子。很快他们就在贝尔格莱维亚的伊顿广场从亨利·福特的遗孀手中租了一处带地下室的豪华复式公寓。最终，他们在离维多利亚车站不远的彻斯特广场租了一栋有五间卧室的五层楼房，租期10年，——后来又延期成了终身租约，1991年夏天就搬了进去。

　　在最初的几周里，常常有一些人前来慰问，缓解了被抛弃的感觉。出席梅杰出任首相后的首次“首相答问”时，她受到下院热情的，也许带有负疚的迎接；不管走到哪里，她似乎都受到民众的同情，对她的历史地位表示敬意，对她在逆境中的昂然坚持表示钦佩。12月9日，女王授予了她殊功勋章，这是君王的最高奖赏，只限定授予24位个人：撒切尔夫人填补了劳伦斯·奥利弗去世后留下的空缺。更具争议的是，丹尼斯也被授予准男爵的封号。就在授勋的几天前，她和丹尼斯还高调访问了从伦敦过境的罗恩和南希·里根，在克拉里奇共进下午茶，重温昔日荣光。

　　她仍旧精力充沛，决心向前看，让自己忙碌起来。“我必须要做份积极的工作，干点积极的事情”，她对怀亚特说道，“我打算继续保持影响力。”她知道必须从日常的内政退步抽身，但立即给自己订下三大任务。第一，她准备广泛旅行，发表演讲，尤其是在美国。一方面是为了宣扬她的信念，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钱。很快，她与华盛顿演讲局签约，一场演讲费为5万美元，仅次于里根。她对日本和远东其他国家地区也都如此标价。不过，她订下了清楚的规矩：在英国演讲分毫不收，在俄罗斯、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和南非也分文不取——实际上，任何能够让她进行具有政治意义的演讲，而不是仅仅利用她的名字的地方，她都乐意免费出场。在自己觉得仍然具有影响力的地方，她决意不在自己的独立意志上出现妥协。

　　从首相职位上退下不到两年，她在《星期天时报》的英国富豪榜上排名第134位，个人财富估计高达950万英镑。不过，这笔收入的绝大部分都来自她的第二项任务——撰写回忆录。当然，她的回忆录商机无限。6月，撒切尔夫人与一位美国经纪人马文·约瑟夫逊签约。马文迅速就接受了默多克旗下的哈伯柯林斯出版社的350万英镑的合同，两卷回忆录分别定于1993年和1995年出版。

　　这是一笔价值不菲的买卖。但成稿时间却十分紧张，要求她在不足18个月内完成第一卷，囊括整个首相生涯。她宣布每个字都是亲笔写就的；但没人真的相信。她从来不对外宣称自己是位作家。她的讲演稿从来都是通过编辑、批注或者彻底重写别人的草稿来完成的；其实，她的回忆录也是这样完成的。与辞职当天在下院发表的告别演说一样(尽管篇幅上自然不可同日而语)，撒切尔夫人对待回忆录写作的态度极其认真，仿佛是在历史法庭上辩护一般，字斟句酌。她没打算敷衍了事，她事实上也从未如此。她全身心投入，指导回忆录的写作，过得充实而认真；最终如期完成回忆录真可谓成就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