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5月4日中国开始实行夏时制：夏天，把时针向前拨快1小时，冬天向后拨慢1小时。但科学理性偏遭遇了传统习俗。夏时制固然可以节约能源，但却不符合国人的生活习惯实施的几年过程中，反对的声音不断。

作者：徐天

　　1986年4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召开联席会议，讨论是否应实行夏时制的问题。

　　一两天前，时任清华大学实验电厂总工程师谢行健接到了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兼秘书局局长安成信打来的电话，邀请他列席这次会议。另一位受邀列席的，是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窦莘元。“我们俩一直呼吁夏时制，窦莘元代表个人，我代表北京能源学会去的。”已经退休了的谢行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对方还特意嘱咐谢行健，就他一个人来参加会议就好。他立刻向校方汇报了此事，党委书记表示，希望他积极参与，并决定到时派一辆公务车送他前往。

　　4月7日是一个星期一。早上不到9点，清华大学的小轿车载着谢行健，从中南海西门进入。因已事先告知车牌号，车辆直接被放行，一直开到了中南海勤政殿的会议室。

　　谢行健进去时，会议室椭圆形的桌旁，已有30多人围坐。他记得，其中有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余秋里、田纪云(当时兼任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当时兼任国务院副总理)、陈丕显、郝建秀、王兆国，国务委员陈慕华等人。

　　谢行健和窦莘元坐在外圈，边上是时任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以及几个做会议记录的人。喝茶要交一毛钱，白开水不用。谢行健这次不知道，以后再来，就主动交茶水钱了。

　　他手上握着准备好的发言稿，等待着会议的开始，也等待着决定夏时制是否在中国施行的历史时刻。

　　初提夏时制

　　1983年春节前，成立于1979年、北京市科协所属的北京能源学会，召开了以“能源与环境”为主题的年会。作为全国首个能源方面的学会，北京能源学会集中了中央各部委和北京市的能源专家200余人，理事长是能源界最有影响的赵宗燠院士。

　　学会常务理事谢行健找到副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技术经济研究所负责人徐寿波，希望一起提出在中国实施“经济时”(即夏时制)的建议。

　　从改革开放之初，谢行健就注意到了节能的问题。当时，北京乃至全国都经常停电，每周“停三保四”，对经济和民生影响极大。他查阅资料，发现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实行了夏时制，甚至中国在解放前也短暂实行过三年，节电效果非常明显。

　　他调取了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天文年历，研究了各地夏季的日出时间，认为将时钟拨快一个小时完全可行。他做了一个粗略的估算，如果每年实施夏时制6个月，可节约21.3亿度电，按照当年照明电价每度0.14元来计算的话，可节约人民币3亿元左右。这些节约的电量如果全部用于工业生产，每度电平均工业产值按2.54元来计算，工业产值将提高50亿元以上。

　　这几个数字立刻吸引了年会上的学者们。大家一致认为，应进一步调查研究，并向国家提出建议。

　　进一步研究的过程中，谢行健得知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所有一名专家叫窦莘元，自建国后一直在关注夏时制的问题，便登门拜访了他。对方告诉他，其实政府部门1981年就召开过有关夏时制的会议。时任国务院总理亲自批示，要求向专家征求意见，看夏时制是否可行。结果多数人不赞成，此事被搁下。

　　但谢行健认为，现在情况不同了。

　　1982年9月召开的十二大，确定了20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1983年元月，国务院召开全国节能工作会议，明确“翻两番”所需要的能源，一半要靠开源，一半要靠节能。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夏时制的意义不可同日而语，也许此时再提，中央的态度会有所不同。

　　调研和建言

　　经人介绍，谢行健和徐寿波去拜访了著名社会学家、中央民族学院教授费孝通。费孝通对各国实施夏时制的情况十分了解，完全支持在中国实施夏时制。

　　1983年3月份开始，谢行健以北京能源学会的名义，陆续写了几十封信，寄给国家相关部委和龙头企业。信中称，该学会建议实施夏时制，想征求各方意见。信后还附上他本人、窦莘元和中国科技情报所研究员贡光禹的三篇论文。

　　一两个月后，几十封回信陆续寄到了学会，汇总到谢行健的案头。他至今保存着其中的10封——7封基本持肯定意见，3封持反对意见。

　　来自外交部、财政部、地震局、工商行政管理局和燕山石油化学总公司的信件，表示完全赞同。外交部提出，西欧的国家早就开始实施了；财政部认为，这个想法可以作为将来经济改革的参考。

　　北京通信学会和交通部所代表的两个受影响较大的行业，也表示会全力配合。通信学会表示，国际上按照时区来对接通信，实施夏时制并无影响。交通部表示，进行调整“并不困难”，同时还建议，可以取消午休制度，促使人们晚上提前一个小时休息。

　　铁道部、广播电视部和民航部门则提出了不同意见。

　　铁道部调查后认为，每年变更两次时间，意味着列车时刻表也将做两次大规模的改动，工作量很大，且会造成不便。他们建议，不如改为在全国调整作息时间。

　　广播电视部担心，每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的节目表调整两次，会影响播出安全。比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小时都会播报北京时间，实施夏时制之后，会遇到困难。

　　民航总局的信封中装有两封回信，一封来自民航总局，认为总的来看没有大的问题；另一封则来自民航北京管理局节能办公室，明确表示了反对。北京管理局认为，如果变更为夏时制，日出和日落时间都需要进行换算，对于一些没有经验的机长会有影响；机场开灯时间也会受到影响。另外，机场在远郊，如果实施夏令时，职工起床时间会更早，休息时间得不到保障，等等。

　　这一年7月，能源学会再次开会，就收到的这些反馈意见进行讨论。窦莘元和谢行健都认为，既然欧美发达国家已实施了这么多年，说明此事有可行性，只要准备充分，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而如果按照铁道部所说，采取调整全民作息时间的替代方式，则难以强制性实施。会上，大家达成共识，应该撰写一份调查报告，寄给中央。

　　7月15日，由谢行健起草的《关于建议在我国使用“经济时”的报告》，以北京能源学会的名义，以平信的形式寄至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国家经委、计委、科委等相关机构和北京市政府。报告后同样附上了那三篇论文，以及北京能源学会的《关于建议使用“经济时”情况调查》。

　　根据《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一篇报道，这年10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将能源学会的建议批给了国家经委，经委邀请了相关部门和人员先后两次会谈，但因专家疑虑很多，此事被搁置起来。

　　1984年10月，时任国务院总理再次批示：“夏季和冬季还可采取两个时间。许多国家已这样办了。可座谈一下，如可行，明年开始实行。”

　　列席中央决策会议

　　1985年末，一位“通天”人物、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马宾看到了这份报告。

　　这位曾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的老红军，看到与自己的工作相关的课题，十分感兴趣。他来到清华大学，四处打听，找到了谢行健的家，一直等到他下班回来。谢行健很感动，详细向马宾介绍了情况。马宾听完后表示，此事意义非常重大。

　　这次会见后，马宾致信时任国务院总理，建议实行夏令时。国务院总理作了第三次批示：“这项建议值得重视，为什么多次议过而不能实行？只迁就习惯恐怕站不住脚。如有充分理由，也应向建议者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