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至原长沙市剧协主席钟黔宁先生家聊天。聊到诗。钟先生说，他至今还珍藏着一封一九六○年郭沫若先生给他写的回信。说罢，只见他走进书房，拿出来一本发了黄的一九五九年四月号的《诗刊》。他把《诗刊》轻轻翻开，小心翼翼地取出来那一封他珍藏了四十八年的信。

    信曰：

    黔宁同志：

    您的诗和《胡笳十八拍》试译接到了。

    诗读了两首，稍微改了些字句，供您参考。试译也改了几句。

    您的诗还可以作进一步的打磨。诗既有韵脚，有时突然失去韵脚是不熨帖的。用词要有选择，要使诗的意境成为一个完整的世界。

    小画两张，学得相当像，颇有趣。

    敬礼！

    郭沫若

    一九六○、三、八

    诗件附还

    钟黔宁先生少年得志，一九五七年他还在长沙市一中读高二时，就在当时《湖南文学》的前身《新苗》杂志上发表了一首五百四十多行的长篇叙事诗，题为《花姐与青郎》，得稿费一百六十八元。那可是一笔大数目，两年的学杂费加伙食费都够了，当时他们每月的伙食费为九元。钟先生说，那时他还和几位同学一道发起成立了一个很有影响的文学社团——蓓蕾文学社，还创办了油印的杂志《蓓蕾》，辅导老师便是有名的诗人、学识渊博的彭靖先生。

    然而，也就是因了“蓓蕾文学社”的缘故，高中毕业后，他被剥夺了继续升学的权力，被下放至长沙县的跳马公社参加劳动。在那特殊的年代，好多的事都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

    钟先生说，那时候还不到二十岁，写诗正写到发疯发狂的份上。而且，他又非常幸运，一九五九年四月号的《诗刊》，一下子发表了他八首诗，总题为《初升的太阳》；同年八月号的《诗刊》，又发表了他的两首《桐子花开的时候》和《火把》。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给时在中国科学院的郭沫若先生寄去了一封信，信中还附寄了新创作的一首百余行的新诗《太阳出来了》和试译的一首古诗《胡笳十八拍》。新诗的前面一部分是押韵的，可写到后来，因受艾青诗的影响，便越来越自由体了。韵也不押了。因此，郭沫若先生在回信中便有“诗既有韵脚，有时突然失去韵脚是不熨帖的”之句。遗憾的是，这首诗的原稿在“文革”中不幸遗失，上面有郭沫若先生修改过的好几处笔迹。

    《胡笳十八拍》的试译还在，那是写在一个小笔记本上的。钟黔宁先生把那本子翻开给我看，其中有三句是郭沫若先生亲笔改动过的。其一，原句为：我降生时国家还勉强得到治理。郭改为：我降生时天下还算太平无事。其二，原句为：降生后汉朝的天下却一败涂地。郭改为：我降生后汉朝的江山便已破碎支离。其三，原句为：两国和好啊再不交战。郭改为：两国和好啊不再动干戈。又，小画两张，系钟先生的仿作。一仿齐白石的虾；一仿徐悲鸿的马。

    钟黔宁先生说，他当时给郭沫若先生写信，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写的，没想到信寄出不久就收到了回信，当时的那一份感动和兴奋是难以形容的。而且，信中还用了一个“您”字，钟黔宁先生那时还只有十九岁，他说，当时他的脸上肯定是发烧发热的。

    现在，我征得钟黔宁先生的同意，将郭沫若先生这封极富史料价值的回信首次公开发表，并作以上说明，我以为，这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者而言，想必是一份不可多得的资料吧。（彭国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