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文化喧哗，一半声音来自上海，这其中交织着东方与西方、主流与另类、温和与激进、传统与前卫。在这样一个积淀深厚、群英荟萃的文化大舞台上，几乎每一天都在诞生新的观点，并以举足轻重的话语权向外扩张。当年陈凯歌的《孩子王》和张艺谋的《红高粱》，都是先拿到上海试映，听反响。1986年，上海青年评论家朱大可的一篇《“谢晋模式”的缺陷》在《文汇报》发表后，一度引爆整个中国影坛，成为80年代中国“三大文化事件”之一。

　　在上海安营扎寨后，我交往的第一批文化人士是宋琳、朱大可、格非、李劼等人，他们四人有一个共同之处，都是80年代毕业于华师大。朱大可分到上海财经学院任教，不久调入上海大学，其余三人则全部留校任教于中文系。华师大历来位居上海文化界的核心地带，没有人会否认这一点。以许杰、施蛰存、徐中玉、钱谷融等几位文学家的影响力，以其中文系在新时期文学方面的卓然建树，当时曾有评价称华师大“庶几让众人以为最顶尖的北大中文系相形失色”。

　　值得一提，格非是我们镇江老乡，1981年考入华师大。刚开始时我不知道，大家一起见面的场合，我插话并不多，他因此也不知道我来自镇江，但我知道这就是《迷舟》的作者。1987年见诸《收获》的《迷舟》是个中篇，这是格非发表的处女作，一举成名，由此跻身中国当代先锋小说家行列。格非后来告诉我，张艺谋那次在上海试映《红高粱》时，《迷舟》正好出笼，张艺谋一读就动心，约他面洽改编事宜，连版权订金都付了，后终因“表述上的难度”而放弃。

　　四位师大才俊中，宋琳我先前就已认识。1987年我专程由镇江去上海提篮桥监狱，探望一位我们共同的诗友，他就是后来写出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的张小波，也是华师大校友。那次我顺道拜访宋琳，两个人在食堂吃得很丰盛，其实并不贵。后来的交往中我发现，宋琳这人不小气，我理解当时如果到学校门口下馆子，要走很远很远的路，在此之前我还没有见到过比华师大更大和更漂亮的大学校园。因为有了这次初识，到上海实习后，我才不至于以一个盲流的身份惊扰当地文化圈，好多朋友都是通过宋琳认识，人脉逐步扩张起来，与当地文化界的一批知名人士过从甚密。

　　他们四个人的个性有很大差别，宋琳与格非主要从事一线创作，一个写诗，一个写小说，两人性情由此均很绅士、儒雅；大可与李劼则大不一样，他俩都是搞文艺批评的，文如其人，连日常谈吐都锋芒毕露，具有很强的穿透力。时隔二十年之后，我在央视“文化访谈”上看到的今日大可，我在博客上读到的今日大可，依然散发着极具煽动性的气质。生活中的宋琳，以懒著称，他的衣领经常发黑，大可曾写过一篇宋琳诗论，题目很直白，就叫《慵懒的宋琳》，把这位诗人及其作品写得质感十足。我1989年在《文学报》上也写过一篇《青年诗人宋琳印象》，文中更是公然披露“一张窄窄的睡床，被单没叠，而且脏得如同涂过染料”，宋琳读了之后，哑口无言。大可却是个很讲究的人，日常永远是衣着挺括，干干净净，一看就像大学老师。那些时大可闲暇迷上玄学，动辄给人看面相，一本正经，煞有介事，并且对当时流行的气功大师和特异功能表现出浓厚兴趣，乐此不疲。李劼的一大业余爱好则是玩“梭哈”。记得有一次，他把我和格非羁押在他的宿舍里差不多玩了一个通宵，那次他又输了。这位钱谷融先生门下的文学才子，生活境遇一直够呛，三十好几仍然分不到房子，我们是在他床边的一张杌子上玩“梭哈”，他的那位就睡在床上，李劼自己不介意，我和格非也就视而不见。

　　在上海的一年中，我脱下白大褂，一般有两个去向，一是去华师大找宋琳，主要选择在周末，骑车从医院到师大将近一小时路程，如果不住上一宿，混几顿饭，显得有点亏。有时还住两宿，星期一的早晨直接赶回病房查房。另一个去向就是去大可家玩，离医院不远。快要毕业的一次与大可聊天中，扯到“谢晋模式”这件事，我突然决定将此写成一篇纪实，大可表示赞同，于是原原本本地向我详述了事件的来龙去脉，7000字左右的《“谢晋模式”争鸣始末》由此成稿，这是1989年的5月份。经《生活周刊》副主编曾元沧老师的热情推荐，这篇稿子进入上海一家刊物手中，并已经排上当年7月号。然而，接下来的时势之变众所周知，这家刊物出完6月号就宣告停刊，编辑部送我一份已经排好的小样以作纪念。当时的综合情况表明，这篇稿子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只能锁在抽屉里，我无奈地带着它离开了上海。

　　两年前，我在大可的博客上忽然读到他自己写的一篇回忆文章《“谢晋电影模式”大争鸣》，倍感亲切，文中主体内容与我那篇生不逢时的《“谢晋模式”争鸣始末》如出一辙。近日我又看到，大可已将他的这篇文章在博客上重新置顶，并加注“在谢晋辞世之际将本文重新置顶，旨在纪念这位中国电影史上的重要影人”。王景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