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他去世前不久，去南京的朋友告诉我，吴霄同志旧病复发，住进医院，但身体和精神状况尚佳。我本想约三五知己前往探望，由于琐事缠身，稍有耽搁。遽然噩耗传来，我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转瞬已届百日，我对他的哀思始终挥之不去。

　　我与吴霄同志初识于1978年。当时我刚到市广播局工作，在电台负责群众文化专题的采编。据了解，无线电专用设备厂的职工群众文化活动搞得非常出色，我就前去采访。接待我的吴霄，他是厂工会的干事兼厂长秘书，并负责职工业余文化活动的开展。过去跟他素不相识，当自报家门和说明来意后，他却十分惊诧地说：“你就是原来《镇江市报》的徐舒呀，早闻大名，还读过阁下的藏书，可惜未见其人。”原来，十年浩劫结束后，他的爱人潘久慧拿回家一部但丁的《神曲》。他打开扉页，发现上面盖着两方鲜红的印章，一是“五味书屋”；一是“徐舒私印”。于是就问久慧：“你怎么认识徐舒的？”久慧说：“徐舒什么人？我不知道，这本书是从市图书馆特藏部借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我的部分藏书被单位“造反派”和学校“红卫兵”掠走，不知怎么流落到市图书馆的。但这一往事，却成了我与吴霄同志初识的开端。

　　1981年，镇江市民间文学协会，以郭维庚、康新民同志为首创办了一份以民俗和民间传说为主要内容的小报《乡土》，我和吴霄等同志应邀参与，都是业余的。从此过往甚密。吴霄同志主要搞发行工作，他不辞辛劳，肯动脑筋。至今难忘的是，报纸刚从工厂印刷机上下来，他和吉有余同志就拿到大街小巷去叫卖。甚至编辑部去南京省民间文学协会开会或汇报编辑部工作情况，在来去的火车上，吴霄和吉有余同志都捧着《乡土》在每个车厢内向旅客作宣传推介，引起各地旅客的关注。后来，吴霄同志又奔赴大江南北，通过各市县的民间文学协会组建起发行网络，使《乡土》的发行量与日俱增，最高印数达到80多万份。这么大的发行量，当时在全国也是少有的。因而受到中央有关部门和省委负责同志的肯定和表扬。这里面有吴霄同志的一份汗水。

　　《镇江日报》复刊不久，我又与吴霄同志在文艺副刊部合作共事。国务院1983年批准公布了全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的名单，镇江榜上无名。据有关部门透露，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之一是宣传力度还不够。为了争取早日被国务院批准公布为历史文化名城，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各有关部门和单位都为之而努力。《镇江日报》文艺副刊部新辟了“名城赋”专版，每周一期，由吴霄同志担任组版编辑。由于历史资料缺乏，编辑难度较大，加之，十年浩劫，许多珍贵文献散失，要使“名城赋”的内容丰富、版面活泼，必须文图并茂，实非易事。而吴霄同志发扬了沙里淘金的精神，到图书馆和博物馆向名家请教，并钻入布满灰尘的故纸堆中，搜寻资料和图片。同时，还和大专院校、政协文史办、文管会、园林处、旅游局等单位同志组稿，扩大作者队伍。这样，稿源不断，“名城赋”越办越精彩，版面越办越活泼，不但受到读者的喜爱，而且有关部门还把“名城赋”搜集起来剪贴成册，作为宣传镇江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解放日报》原总编辑王维来镇江日报社，看到“名城赋”后认为，地方报要办出地方特色，《镇江日报》这一专版可以借鉴。截至1986年12月，国务院批准公布包括镇江在内的全国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名单时，“名城赋”共刊出70期，近40万字，图片300多幅，为镇江历史文化名城起到了鼓与呼的作用。《镇江日报》关于“名城赋”编辑工作经验，在广西桂林召开的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报纸工作研究会上介绍后，引起兄弟报社老总们的好评。《人民日报》社主办的《新闻战线》还作了详细的介绍。吴霄同志在这方面也是功不可没的。徐 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