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1998年，钱理群先生找我写一本胡适画册的书，那时我还在做记者，忙碌之余草草完稿，不久就在山东画报出版社面世了。这为我后来写作《鲁迅与胡适》，做了一点准备，内心还是很感谢那一次的尝试。今年初，我在人民大学开设了胡适研究的选修课，随时写下了一些授课心得。计有十余篇，也是支离破碎的短文。这才发现，过去的胆子太大，一些准备是仓促的。但一面也觉出，现在资料虽多，可激情却大不如先前了。张洪、董喃希望能把所有的关于胡适的文字结集出版，我犹豫了一下，终于答应了。但体例却不太和谐，四不像。本书增加了授课提纲，仿佛搭配不当的穿着，就这样又一次匆匆亮相了。
    胡适是我们这个国度的异端，但却是微笑的异端。在焦虑的年月，他还能保持一种平静的美，以大爱的心照着惨淡的夜，不惜四处碰壁，依然笑对世界，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的。我写他的时候，觉得是在照镜子，自己的残缺和荒谬也在这个影像中，他的存在照出了行路者的难堪。有时不妨说，与这样的人物对视时，不能不说我们的一些精神退化了。胡适的许多话，还没有过时。
    时光流逝得真快，可我自己的话题一点也没有随着它的流动而流动，好像还在老路上。历史一旦驶过，就不会再浮现。这样的劳作，也不过聊以自慰罢了。有时也想，其实我自己离这样的存在也十分遥远了，文字里未尝没有误读和错觉，真正了解胡适，还是要读他的著述。那些流着热气的文字，比起读解者的文本要真而深。源和流是不一样的。
    仅以此书，献给胡适的在天之灵。

　　高远东先生将鲁迅精神比做“药”，把胡适思想看成“饭”。饥饿的民族最急需的是“饭”，但不要忘了，鲁迅这副“药”，永远是不可或缺的。对鲁迅与胡适，或许当如是观。

　　每一个人的存在方式都具有独特性，然而这种独特性正是存在的呈现方式。孙郁著《微笑的异端——影像中的胡适》对胡适独特的生存方式的阐释，不但显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而且提供了现代中国人存在的一个版本。

　　胡适存在方式的基本建构一是事业，二是家庭。从事业上看，胡适在“五四”中国社会转型期，是向旧文学发难，倡导文学改良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之一；他又是较早运用西方科学方法进行学术研究的人，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以及对《红楼梦》的考证，都采用杜威的实用主义，对于这些研究成果，《微笑的异端》一书给予较高的评价：表现出“实实在在的哲人的智慧，用最明晰的句式，表述深切的思想，不取宠于庸众，不媚俗于贵族”，呈示出“我们文化中稀有的品格”。在后来的学术生涯中，胡适一直坚守实用主义研究方法不动摇，这种近于迂的固执其实却包含了对科学精神不可动摇的信仰。

　　胡适更大的贡献是在领导“五四”新文化运动方面。他提倡民主科学，积极倡导白话文，掀起文学改良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当之无愧的引领者之一。他还身体力行进行白话诗的创作，直接参与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建设。正因为他有了这些学术与文化方面的贡献，才使“他的名字纠缠着现代中国史，纠缠着艰难的现代化进程。读中国的‘被现代化’史，这是一个重要的存在。”对胡适灵魂现代性的一面，《微笑的异端》一书给予高度评价。

　　在婚姻家庭上，孙郁却有另外的看法。当年胡适从美国寄给母亲的信披露，他自述于旅美留学期间曾有一志同道合的同窗女友，已经与江冬秀订婚的胡适很倾心于她，在选择的两难之中，“胡适感到，对自己而言，无论怎样的选择，心灵都不会安宁。”于是只好忍痛割爱，应承了“这门由母亲包办的婚姻”，娶了根本不懂他的旧式女子江冬秀为妻。与她携手共同“创造了一种半旧半新的家”，“沿着时间隧道，一步一步走着，一点一点麻木着，以此了却一生的梦。

　　旧式的中国人，大多逃不出这样的劫运，只不过人们的痛有深浅而已。”事业上的锐意进取，坚持现代化的思维方式与生活上的传统保守态度，形成胡适文化性格的两面。

　　胡适的存在价值显示着现代中国人生存的版本：他们一生努力开拓理想的生存方式，而自己却要肩负黑暗的闸门，注定与旧社会同归于尽。他们的信仰和追求是属于现代的，个人命运却是滞留在旧时代的。他们的思想受理性束缚，情感却受旧礼教的支配，它显示的正是“五四”时期“旧式中国人”的存在状态。

　　孙郁认为，胡适的呐喊因为有着家国的双重苦痛，所以更有震人心魄的力量。透过个人情感来解读一时代的文化现象，更使人感到：任何现代理性，倘若缺少情感和体验作根基，都是不能成立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胡适的存在方式显示的正是“五四”以来现代国人的存在状态。

　　《微笑的异端——影像中的胡适》

（选读）

点染的人生

    胡适先生这是一位可以让人回味的思想者。
　诗人、教授、社会活动家、校长、院长、驻美大使……他的一生是平凡而又传奇、平民而又贵族、朴素而又高雅。他的名字纠缠着现代中国史，纠缠着艰难的现代化进程。谈中国的“被现代化”史，这是一个重要的存在。直到今天，他依然是一面镜子。

    无论在生前还是死后，他都赢得了极大的声誉，也遭到不断的抨击。汉奸、洋奴、走狗……世间最耻辱的字眼，都落在他的身上。

    但你读一读他的文字，却有着异样的感觉。那是怎样富有而博大的世界!说他是位“圣人”，当然过誉，但在20世纪的中国，这样的学人还是少见的吧？

    人们称他胡适先生，把他当成学界领袖，但他却认为自己是个平常的人。他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凡是关注中国学术的地方，都会记住他的名字。

    他是一个文人的儿子，1891年12月17日生于上海，后在台湾住过一段时间，直到1895年，他才和母亲回到安徽徽州绩溪县上庄村——他的故乡。

　 那时他还不到四岁。

　故乡有什么值得怀念的吗？晚年的胡适曾说：我是安徽徽州人……徽州人的子弟由于能在大城市内受教育，而城市里的学校总比山地的学校要好得多，所以在教育文化上说，他们的眼界就广阔得多了。因此在中古以后，有些徽州学者——如12世纪的朱熹和他以后的，尤其十八九世纪的学者像江永、戴震、俞正燮、凌廷堪等等——他们之所以能在中国学术界占据较高的位置，都不是偶然的。
胡适在家乡整整受了九年教育。九年的生活，给予他的，都是些传统的东西。四书五经、民间文艺、诗词歌赋，差不多都是在故土上学到的。那时的中国，正在悄悄地变化。但新学尚未广泛地滋生，旧学亦有很大的市场。因此，他打下了很好的古文功底。传统文化的系统训练，一直影响了他一生的治学生涯。

　他后来去上海、美国求学，思想日新，而旧学的影响，还是存于脑中的。西洋文化与中国故有文明碰撞的结果，在他那儿产生了思想的飞跃——青年胡适，开始背叛祖先的遗训了。
还在美国留学的时代，他便提出了文学改良的设想。回国后，当他成为北大教授的时候，已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了。中国人精神上的现代化，或者说是思想上的全球化意识，是从他那代人开始的。

他长得瘦弱、文静，但风度翩翩。和他交往过的人，都会感受到他的魅力。认识胡适，便认识了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分，他和鲁迅、周作人、陈独秀等，奏响了现代中国动人的乐章。

你在他的文字、笑容里，可以读出他灵魂的真，那里写着中国人的苦乐，以及现代历史的辛酸……

　　朦胧的父爱

    幼年丧父的孩子，大多是要强的。

    胡适四岁的时候，父亲便去世了，这对他影响很大。早立志，要做一番大事，是他很小就有的愿望。或许，母亲对他严厉的管教，起了更大的作用。这管教的深层因素，有父亲的遗嘱在里面。渴望一种成就，以代偿丧父的痛苦，这在历史上，不独胡适一个家庭是这样的。我们看他对父亲的感怀，多少是有这类因素的。

    父亲胡传（1841—1895），字铁花，号钝夫。原名守珊，故一字守三，生于安徽绩溪北部的上庄。他十六岁便去川沙，开始拜师求学，二十四岁进学为秀才。1868年到1871年，进龙门书院读书。后来他对中国的地理，尤其是边疆地理产生了研究兴趣。胡适回忆说：“这兴趣是他在上海龙门书院当学生时便养成的。他继续对地理学进修的原因，也是受到当时国际和远东重要变动的影响。据父亲的记录，他对当时政府和士大夫对世界地理和中国边疆——尤其是东三省地理之无知，感到震惊!所以他便下定决心终身致力于中国边疆地理的研究。”这个兴趣，多少传染给了胡适。晚年，每每回忆起父辈那一段故事，便不自觉地流露出一丝自豪感。

    他父亲一生求知上进，但也颇为辛苦。四十岁时，北上觅事，曾在东北工作六年，考察过中俄边界。后先后去海南岛、郑州等地，研究地理以及参加修整黄河的工作。1890年到1891年，任职于苏州，后去上海，任“淞沪各厘卡总巡”。1892年，去台湾，任知州和统领。这一段时间，他颇有政绩，在台湾声誉较高。但不幸，因染上严重的脚气病，于1895年8月病故了。

    胡适身上，是有一些父亲的影子的，比如好学，认真，执著。这些因素，在父子间都那么一致地保存着。两人均生于忧患之时，又都卷入到国家救亡求生的命运里。胡适父亲在台湾做统领时，因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台湾被割让干日方。作为统领，他心力交瘁，痛苦至极，可说死于忧患之时。我们看他留下的遗嘱，可见其内心的情愫：予生不辰，自弱冠以后，备历艰险，几死者数矣。成同之间，粤寇躁躏吾乡，流离播越，五年之久，刀兵疠疫饥饿三者交迫，屡濒于危而不死。在婺源覆舟于鹅掌滩下，亦幸不死。光绪癸未正月，在宁古塔奉檄由瑚布图河历老松岭赴珲春与俄罗斯廓米萨尔会勘边界，中途遇大雪，失道误入窝棘中，绝粮三日不死（窝棘者译言老林也）。乙酉，署五常扶民同知，八月廿三日，马贼猝来攻城，城人逃散，予以十三人御之，幸胜而不死。丁亥，在粤东奉檄渡海至琼州察看黎峒地势，自琼而南，直穿黎心以达崖州，染瘅病困于陵水，亦不死。壬辰之春，奉旨调台湾差委，至则派查全省营伍，台湾瘴疠与琼州等，予自三月奉檄，遍历台南北，前后山，兼至澎湖，驰驱于炎蒸痒毒之中凡六阅月，从人死尽，而予独不死。今朝廷已弃台湾，诏臣民内渡，予守后山，地僻而远，闻命独迟，不得早自拔，台民变，后山饷源断，路梗文报不通，又陷于绝地，将死矣!嗟呼，往昔之所历，自以为必死而卒得免于死，今者之所遇，义可以无死，而或不能免于死，要之皆命也。汝从予于此，将来能免与否，亦命也。书此付汝知之，勿为无益之忧惧也。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1895年6月20日）书台东镇海后军中营示柜儿。铁花算不上大名人，但内心经受的，正是近代中国最沉重的一页。国耻，则民亦耻，而士之耻，尤甚矣。胡适在父亲的命运里，会感受到这些的。他后来的道路，与父辈的选择，虽多不一样，但内心承受的，一直是相近的东西吧。
父亲留给胡适的印象是朦胧的，那有限的一点记忆，大多是母亲和见长们提供的。但他的心里，一直有着父亲的影子，他对这位早逝的亲人，始终怀有敬意。

慈母恩师

　 他是爱母亲的。

　 他的母亲，和一般的母亲没有太大的区别，慈祥、善良、聪慧……他曾说，少年时代，除了读书之外，给了自己一点做人的训练的，是恩师般的母亲。在《四十自述》一文中，胡适说：我的恩师就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就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才对我说昨天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

    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

    我的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

    我在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我十四岁（其实只有十二岁零两三个月）就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胡适在做事、为人的态度上，似乎带有母亲的遗传，这些影响了他后来的道路。他爱自己的母亲，在亲情中，母亲的分量，是最重的。慈母的爱，可回报的，只有孝敬。鲁迅、茅盾这代人，都有这类情结。从胡适留学美国时给母亲的信里，可看出母子间深切的情感。他后来的婚姻，是以孝敬母亲而牺牲了自我情感为代价的。理性上的反传统，而情感方式与生活方式的不自觉地恪守传统，正是那一代人性格的冲突。“五四”文人内心的苦乐，在这一点上，是很值得后人深省的。

但母亲仅仅活了四十六岁。当他从美国返回故土后，本应与母亲团聚一段时间，但因诸事种种，相聚之日甚少。自胡适离家外出求学，十五年间，母子相聚，不足半年，彼此牵恋，唯书信往来。胡适学业正有起色之时，母亲却撒手西去。这个打击，深为沉重。他后来在《先母行述》一文中，谈过这些，让人读了，真是感慨万端：

    先母所生，只适一人，徒以爱子故，幼岁即令远出游学；十五年中，侍膝下仅四五月耳。生未能养，病未能侍，毕世劬劳未能丝毫分任，生死永诀乃未能一面。平生惨痛，何以如此!伏念先母一生行实，虽纤细琐屑不出于家庭间里之间，而其至性至诚，有宜永存而不朽者，故粗叙梗概，随讣上闻，伏乞矜鉴。

　　命定的婚姻

    婚姻与爱，有时并不统一。对胡适那代人而言，婚恋过程，隐含着深切的悲剧，那是无可奈何的选择。

    江冬秀是他的妻子，这门由母亲包办的婚姻，给他留下的，是一生的苦味。但胡适毕竞是彬彬君子，以人道的原因，终生与之相伴，未做休妻纳妾之举，实在是理性的克制起了作用。

    其实江冬秀是个很能干的女人，虽未受过教育，但亦通情达理，受胡适影响，晚年也日见贵妇人的风采，为胡适的治学、社交等，做了大量的工作。既然命运把他们拴在一起，也只能在风雨飘摇中，同舟共济。

    胡适外表平和，内心却也是有激情的人。留学美国时，曾喜爱上异国的女子，但因国内已有了婚约，那番眷恋，遂被割断，其内心之苦，可想而知。

    他后来爱上了另一位青年女子曹诚英，两人共坠爱河，情不能已。但因江冬秀大闹，只好退却，将心中的爱，深深地藏在心底。

    没有爱的婚烟，是痛楚的。但因为有道义与伦常在，将心境由浪漫转向实在，沿着时间的隧道，一步一步走着，一点一点麻木着，以此了却一生的梦。旧式的中国人，大多逃不出这样的劫运，只不过人们的痛感有深浅之别而已。

    但对一个新文化的先驱而言，明知道这个选择是错的，还要那样地走下去，像履行着一个仪式，那悲剧的味儿，就更为浓烈了。

　 牺牲了自己不爱的人，去寻觅新的生活，没有什么罪过。但在妇女尚未获得自立的时代，抛弃女子，则无疑将其推入深渊。胡适感到，对自己而言，无论怎样的选择，心灵都不会安宁。

　 读他写给江冬秀的信，从青年到老年，内容发生了变化，调子也有中肯的地方。但却读不到鲁迅与许广平式的心的碰撞，亦无精神深处的交流。胡适与江冬秀，结成的是一种旧式的家庭。在这里，只剩下了生活，此外，几乎没有别的亮色。

    这何尝不是一种人生呢。在没有自由的国度里，只能默默地忍受着，暗暗地期待着，将一个长长的梦，埋在内心。看胡适写的《终身大事》，女主人公要求自由婚姻的呐喊，是有着他自己的泪水的。对旧文化的反抗，实际就是对自我的抗争。胡适的思想所以充满魅力，是因为自己曾是旧文化的牺牲者，以自我的体验而思考人生，总比从书本到书本，更切实些吧。这一点，他和鲁迅有相通的地方。因此，在向旧礼教进行战斗时，那声音便异常的真而深。“五四”那代人，其魅力是内在于生命的体味中的。在爱与非爱之间，有着人间的哲学呢。

    江冬秀也许不能在深的层次上理解胡适，但作为女人，是无辜的。为了胡适，为了这个家，她承受过分离之苦，战乱之苦，漂泊之苦。当丈夫只身赴美任大使之职后，她集国难家愁于一身，深味世道之艰辛。她爱着胡适，替他分担着生活的苦涩。她给胡适带来过平民式的快乐，带来过世俗的空间。胡适生活中颇有人间烟火味的地方，恰恰是江冬秀出现的地方。“

    不管对命运有着怎样的抱怨，胡适一生，无法离开这个女人。当认可了这一“前定”的命运后，他在有限的时空里，感到了惬意，感到了切实。生活是需要创造的，他与自己的妻子，创造了一种半旧半新的生活。其中滋味，非外人可道也。”

    在传统的生活中去构建一种非传统的精神乐园，是胡适一生的努力。人们所以还常常去读他的书，也是因为他的身上，有着浓浓的人间情怀。

    思想者的企盼在天上，但双脚却只能踏在地面。古人如斯，今人亦如斯，纯粹的“超人”，谁曾见过？

　　母与子

    胡适留学的时候，给母亲写的信很多。母亲的影子，一直在他的生活里。他的一生，在女性身上得到的爱，大概母亲是占第一位的。但胡适与母亲的感情交往很特殊，不仅是家人与血缘式的，令人惊奇的，还有许多学理的交流。家事、国事、天下之事，都是谈话的内容。有时的语气，竞像朋友间的，在那个年代，这样的母子之情，是少见的。

    1913年正月，在致母亲的信中，他说：得十二、十三号信，敬悉一切。所云家用紧迫，儿岂不知。奈去年以来，官费每月减去二十元，故现在每月但有六十元之费。一时受此影响，紧迫可知。然无论如何，儿终当设法筹寄。如家中有处可以暂时挪移，不妨暂借以敷用，儿自当设法筹还也。
节公对儿情意之厚，真可感激，已作书向道谢矣。儿在此身体甚平安，一切都相安如意，乞吾母放心也。今年此间天气忽大暖，经冬仅有一二场大雪，雪后即消，天暖如春二三月，群以为异，以为百年以来所未有云。

　 1914年8月9日致母亲的信，则谈起了政治：
一、吾邑共和成立后，邑人皆已剪去辫发否？有改易服制者否？
二、吾乡现有学堂几所，学堂中如何教法？
三、乡中有几人在外读书（如在上海、汉口之类）？
四、目下共有几项税捐？
五、邑中政治有变动否？（近仁、禹臣或能告我）县知事由何人拣派，几年一任，有新设之官否，有新裁撤之官否，县中有小学几处？
现欧洲有大战事，世界强国唯美、日本、意大利及南美诸国未陷入此战云中，今交战之国如下：
　　德国、奥国（又名奥）为一组，英、法、俄、比、塞维亚为一组 两组交敌
此诸国除比及塞之外，皆世界第一等强国。今之战役亦不知何时可以了结，尤不知须死几百万生灵，损失几千万万金钱，真可浩叹。
以大势观之，奥、德或致败衄，然亦未可知也。英、德在中国皆有土地财产（英之香港、威海卫；德之青岛、胶州湾），战祸或竟波及东亚亦意中事也。
此邦战严守中立，又去战地远，故毫无危虞，望吾母放心也。

    胡适对长辈也很少遮遮掩掩，常常是敞开心扉，无话不说。那时他已与家乡的江冬秀订婚，母亲深恐胡适在美国另觅女友。但胡适不顾家人猜疑，亦将交女友之事告诉老人。1915年2月18日的信云：
韦夫人之次女（即吾前廿五号所记之韦莲司女士也）为儿好友。女士在纽约刁美术。儿今年自波士顿归，绕道纽约往访之，本月以事往纽约又往访之。儿在此邦所认识之女友以此君为相得最深。女士思想深沉，心地慈祥，见识高尚，儿得其教益不少。

　 这都是些内心表述，读了深感母子间的坦然。他的细致、朗然、坦诚、不厌其烦，都是那一代人中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