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鲁迅首先是个翻译家，其次是个作家。”这话乍一听有点荒谬，可是如果您看到今年面世的厚厚8卷《鲁迅译文全集》，多少会理解北京鲁迅博物馆的馆长孙郁先生为什么会这样说。

    如今，无论是学院研究，还是大众阅读、网络讨论，鲁迅依然是一个无法忽略的名字，依然是我们认识当代中国的思想资源。他的译作在绝迹多年后重见天日，是不是又为我们理解他、理解历史、理解中国增添了一条别样的道路呢？

孙郁（图片来源：竞报）

    人物简介

    孙郁，学者、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1957年出生于大连，毕业于沈阳师范学院，硕士研究生。曾任《北京日报》文艺周刊主编，主要著作有《鲁迅与周作人》、《鲁迅与胡适》、《百年苦梦》等。

    ■两个中年人，一部童话

    应该是从1926年7月6日起吧，大约一个半月，几乎每天下午，北平中央公园（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园）的一间小屋子里，都会出现两个45岁的中年人，冒着汗，喝着茶，热烈地讨论如何翻译一部叫《小约翰》的童话。它是荷兰人望·蔼覃写的，但那时候简直没什么人懂荷兰文，所以他们依据的是德文本。

    这对朋友中，有一个身材瘦小、蓄着胡子的人，他住得不算远，就在阜成门内的一个小院。夜里，他会坐在一间另搭出来、俗名“老虎尾巴”的小房子里，伏案看啊写啊。书桌上方，挂着他上个月买来的一幅素描，《五个警察一个0》，画的是五个警察殴打一个孕妇，粗糙的线条里含着热情和才华，也显示着买画人独到的眼光。

    那年9月，小个子跑到厦门去教书了。也许是因为被《小约翰》激起了童心，9月18日，他写了一篇回忆文章，关于童年、自然和教育，不但意思和《小约翰》有某种暗合，还有意无意地用上了德文词，“Ade（再见），我的蟋蟀们！Ade，我的覆盆子和木莲们！”

    显然，这是鲁迅，以及我们从小都要学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告诉我应该把它和《小约翰》联系起来的，是孙郁先生，北京鲁迅博物馆的馆长。

    如今，阜成门内的小院，早已扩大成了北京鲁迅博物馆，那几间留下过主人足迹的房子，挤在角落成了文物。幽暗森凉的“老虎尾巴”里，司徒乔的《五个警察一个0》还挂在老地方。只是房间没了人气，就散发出故居特有的寂寞、不真实的气味。孙郁先生向我介绍着屋内的陈设，惟有他的话语，是热情明快的。

    1924年5月至1926年8月，鲁迅住在这里，除了写下《野草》等名篇，还翻译了日本人厨川白村的文艺理论著作《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在齐寿山帮助下译了《小约翰》。

    “鲁迅首先是个翻译家，其次是个作家。”当年，孙郁先生一语惊人，招来许多反对之声。和他格外看重鲁迅译作有关，也和学术界的呼吁有关，《鲁迅译文全集》8卷，终于是由他主持，动员全馆力量，编辑出版了。首印800套，一售而空，如今正要加印。

    鲁迅通晓日文，可以阅读德文，他一生写下600多万字，其中近一半是译作。他的译文，虽然曾部分收入1938年版的《鲁迅全集》、1958年版的《鲁迅译文集》，但毕竟已绝迹多年，常人难觅。何况，这个新版本，辑录最全。《鲁迅译文全集》的面世，为阅读、研究鲁迅铺开了一条新路。

    这是一件默默无闻的好事。

    这，也是我采访孙郁先生的缘起。

    ■“恐怖”的开端，“无聊”的十年

    北京跑文化的记者，对孙郁先生大体不陌生，他本是一位前辈同行，有着宽厚热心的好口碑，只是记者当成了学者，编版改成了编书。又或者，他本来就属于鲁迅研究界，报纸只是他人生中一个意外收获。

    采访他，比较困难的是，怎么才能让他把话题从鲁迅身上移开。他对许多人感兴趣，写过很多东西，有关周作人、胡适、陈独秀、唐弢、孙犁、沙飞等等，手头正在做的，是张中行的评传。他的个性似乎并不排斥闲适和逍遥，但他的研究写作、他的精神世界又显然是以鲁迅为中心的，其他人像是被辐射到的。

    像许多同辈人一样，他对鲁迅的热爱，在少年时就已注定。

    孙郁出生在大连，“文革”期间曾在辽宁的复州城上小学。“那是一座很漂亮的古城，我后来去平遥，嗬，这不是和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一样吗？可惜现在都拆掉了，没有了。”大约是小学五六年级，他第一次遇到了鲁迅，印象很“恐怖”。

    “我妈妈在中学教书，一个老人特别好，让我帮忙整理学校图书馆里封资修的书，他是高度近视，看不见，我就把普希金、莱蒙托夫、拜伦、雪莱什么的，全都搬回家了。我父母都被抓了，也没人和我玩，就在家看书。我看的第一本有关鲁迅的书，是朱正的《鲁迅传略》，然后看《呐喊》、《彷徨》，看不懂，就觉得害怕，觉得他写的那个S城跟我们小城太像了。”

    不过，恐怖感会消除。高中时，他对鲁迅就“迷得不行了”，插队时，则开始系统阅读。他的道路还算平顺吧，念大学，读硕士，到北京工作。

    他第一次到北京，没去天安门、故宫，先奔了鲁迅博物馆。而他真正在这里工作，则是1988年了。不过，那并不是一个顺利的开始：

    “原来做研究没感觉，最初看钱理群他们的东西，觉得太好了，我都不敢写，而且也找不到自己的语言。不过慢慢地也就开始了，1993年出了第一本关于鲁迅的书，而真正想到自己的表达方式，是到报社以后了。”

    孙郁这样描述《北京日报》的10年：

    “编副刊一个月一两块版，很快干完了，也不像别的记者可以跑口，大量的时间，干吗呢？别的也干不了，无聊，时间总要填满。就看鲁迅。

    去报社的时候本想做当代文学批评，后来发现没什么可批评的，当代文学没意思。报纸有大量的来稿，也没意思，真不如看鲁迅。就当玩吧，但万万没想到又回了鲁博。”

    从1992年到2002年，他“无聊”出了《鲁迅与周作人》、《鲁迅与胡适》、《百年苦梦》等好几本书。要真是“无聊才读书”，这种无聊也挺让人羡慕的。

    在一位报社同事的记忆中，“孙老”是个热心人，一起共事以及被他领导都没压力，很舒服。“谁家里有什么事了尽管派活儿给他”，总是“行行行我来吧”，是“堵炮眼”的角色。而且，他还老是跟大家道歉，成天说，“我对不起大家，我太笨了，我不懂得幽默。”

    原来“孙老”很懊恼自己没有幽默感，他的笑声倒是很爽朗，只是，那常常是谈论鲁迅、意兴飞扬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