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安娜：享受那无边的沉静

    自认是个读书人。读书之余，也写了一些书，长篇小说，散文集，还与黄泽新先生合写了一部《侦探小说学》，为此，读了西方古典派、惊险派、心理悬念派、硬汉派、幽默派所有大家的代表作，并且几乎读遍了上世纪末全部中国的侦探小说。

    书不可谓读得不多了。也曾经为许多书着迷。比如阿加莎·克里斯蒂，是她把古典派侦探小说推上了辉煌的顶峰。她以自己一生卓越的创作创下了两项世界纪录：她的侦探小说发行量达到5亿册之多；有史以来最长的舞台剧根据她的小说《捕鼠器》改编，从1952年11月25日在伦敦上演，到1986年3月25日这天，剧团大张旗鼓地庆祝它演出13870场时，还没演完。她还是世界上拥有最多读者的英国作家，就是莎士比亚也无法与她相比。没有任何一种小说比古典派更注重情节的奇妙了。她竟被冠以“死亡女公爵”称号，比任何人都更精通谋杀。什么样的谋杀没被她描写过呀？毒杀，枪杀，溺杀，恐吓杀人，窒息杀人，利物击杀，仅《孤岛奇案》就描写了十种杀人方式，读着读着，一忽儿身陷囹圄，一忽儿灵魂出窍。特殊的阅读体验促使我在《侦探小说学》中特辟一节，名为“克里斯蒂的最后辉煌”，这当然专指西方古典派侦探小说而言。

    那些随波逐流而读的书啊！那些石沉海底的记忆啊！多么如饥似渴地捧读《百年孤独》、《梦的解析》；多么心驰神往地追随米兰·昆德拉和玛格丽特·杜拉斯！往事已矣，清算下来，那些狂读并没能对我产生巨大影响。

    1995年，有一个月的时间游历法国，曾专程到巴黎“两个丑人”咖啡馆，坐在西蒙·波伏娃当年高谈阔论的座椅上，一下子就迷上了她，回来就收集了许多关于她的书来读。存在主义大师萨特的红颜知己，知己一生却不结婚，她的名著《第二性》与萨特的著作具有同样的光辉。他们总是双进双出，“两个丑人”咖啡馆至今还保留着他们的席位，那上边的铜牌分别镶嵌着他们不朽的姓名。有趣的是，这对情侣并不相对或依偎而坐。他们分别占据两张咖啡桌的首位，而他们的朋友也分别簇拥在两张咖啡桌周围，这叫他们恰似两位坛主，高高地坐在属于自己的学术之峰上。他们的爱情也是独立的。39岁。39岁的波伏娃和萨特一起赴美讲学，与美国作家奥尔格伦一见钟情，坠入爱河，开始了长达17年的情书往来。终止这段漫长情感的是男人，奥尔格伦。此后十几年，这男人在家里猝然去世。他死得太孤独了，甚至没人来埋葬他，以至于报纸打出的新闻标题令人齿寒：“无人要奥尔格伦的尸体！”但世人却没想到，他保留了波伏娃写给他的全部情书。就是这个无人埋葬的人，将17年的爱情深深地埋藏。波伏娃的震惊和感动不得而知，只知道她要求亲自监督这些情书的翻译和出版。后来这些情书汇编为《越洋情书》，一共304封。厚厚的上下两册。一个智慧的女人，一个深刻的女人，一个缠绵悱恻的女人。许多波伏娃的研究者从这些情书中探究她思想的形成轨迹，因为她与奥尔格伦热恋时正是她写作《第二性》的时候，而我却读出了一个女人。尽情坦露，尽情打开，一个女人，能够这样尽情一次，是波伏娃的幸运。仅此而已。读《红楼梦》在13岁上。那是个狂飙骤起的年代。夫妻反目，父子相仇。红袖章，红标语，各种红色旗帜飘扬。窗外，锣鼓震天，口号震天，我却躲在房间角落，静静地读书，读着那套三卷本的《红楼梦》。是庚辰本吧，带插图的那种，或者是部合本，当然是新版，因为文字都横排了。我没别的书可读。父亲的书柜，从第一层到顶，全是马列和各种版本的《干部必读》。我的理性思维发育很迟，直到读完大四将毕业论文定向为唐代传奇小说《游仙窟》，立论、推断才刚刚开窍。13岁女孩儿，感性像湖水，充盈，漂荡，《红楼梦》恰似巨大的海绵，它吸吮，它包容，而我，被它牢牢吸附。宁荣两府上百人物活了，在我眼前重新演绎他们的生活和命运。我走进他们，我就是他们，一颦一笑，一哭一痛。许多年后，我知道了读《红楼梦》要读出封建王朝制度的衰落，可那时的一颗心，完完全全，浸泡在《红楼梦》的情感里。人类最丰富、最细腻、最痛彻的，所有情感。按照一些学者的分析，贾母是封建制度的化身，该仇视她才对，可我，当读到“不肖种种大承笞挞”，却不知不觉落下泪来。泪水缓缓流过13岁少女的面颊。我席地而坐，抱着膝。《红楼梦》在书柜最底下一层，因为是禁书，必须小心翼翼，门外一旦传来脚步声，我便能飞快地将它放回原位。于是我紧挨书柜席地而坐。读着，并流着泪，心里感到非常沉静。沉静无边无涯，宛如天幕徐徐降落，一切锣鼓口号都消退得无影无踪。我觉得自己是这世上最幸福的人。这便是文学给我的最初馈赠。

    但我却没能保护住这套《红楼梦》。扫“四旧”席卷而来。在一所中学做书记的母亲，为了安全起见，要将它秘密地付之一炬。夜晚，门窗紧闭，母亲把它放置在脸盆里，将书页像木柴一样抖散开，然后划着火柴。我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心爱被毁灭。橘黄色的火舌一点点儿吞噬，间或有烟，蓝色的烟，幽怨地缠绕。突然，“嘭”的一声，一柱火焰腾起足有两米高，直冲天花板，同时，一股异味刺鼻。天花板上有电灯、电线，如果燎着了，将酿成一场大火。勇敢的母亲纵身扑上去，端起熊熊燃烧的脸盆奔向卫生间，一股脑全部倒进浴缸，迅速打开水龙头。一场灾难避免了。从始至终，我都呆立在一旁。事后细想，那异味似乎是化学物质燃烧后的气味，也许封皮里含有某种化学物质吧，但我宁愿相信这就是文学的愤怒，这就是《红楼梦》所生发的人类全部美好情感的集体抗争。

    所幸，时代给了我机会补偿。197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红楼梦》，我立刻买了一套。由于历史局限，编辑部在书前刊载长篇前言，说这部书“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是描写阶级斗争的书”。我却不管那些，买来便放在枕边，公然明目张胆地读起来。也不知读了多少遍，总之，张张书页都卷了边。《红楼梦》是那种不管从哪一页读起，都能令你不忍释卷的书，读着读着，那无边的沉静就降临了。

    与读“红楼”有相同感觉的，是读《铁木前传》。我19岁在《天津日报》发表处女作《麦花香》。23岁，头顶一脑袋高粱花子走进做文艺记者。有前辈编辑问，你写东西是不是受《铁木前传》影响？我如实回答：我不知道有一部书叫《铁木前传》。在文学荒漠的年代，在我那冀中平原的土炕上，能读到的唯一小说是《金光大道》。每天晚上，一盏煤油灯，一碗棒子面白粥，一块棒子面饼子，一本《金光大道》。乡村的寂寞有多长，《金光大道》就有多长，以至于饭汤油渍污染，让它变得厚重，拎起书脊，它就能像伞一样打开。

    带着这点儿可怜的文化储备走进具有几十年出报资历的堂堂党报，面对前辈强大的文学背景，我简直就是个书盲。我立刻从报社资料室借了本《铁木前传》来读。原来这世上还有这样优美宁静的文字。木匠丁丁当当的斧凿声，铁匠炉那四溅的铁花飞舞，都散发着冀中清新的泥土气息。木匠和铁匠，两颗紧贴的心，因了人生遭际，渐行渐远。激烈的社会变革，在优美宁静的叙述里像花儿一样静静地开放。是的，宁静着是优美的。一如生活。人类不就是这样繁衍生息的吗？一代又一代，乃至千秋万代。那些故弄玄虚的文字，那些浮躁喧嚣的作品，在《铁木前传》面前，不过是一堆垃圾。薄薄一本《铁木前传》，才四万多字。有的人写了一辈子书，还只是写书；有的人，只薄薄四万多字，已见大家气象。大家之大，在于沉静。

    书与人，也和人与人一样，仿佛前生注定，原本互不相识，相隔千山万水，一辈子也不能碰面的，谁想一个机缘巧合，不光碰面了，竟就从此不离不弃，原来有缘的自是有缘。

    近六七年来，我一直研究犹太人在天津的历史，许多人物、故事烂熟于心，但苦于找不到一种称心如意的文学表达形式，以至辗转反侧，懊恼异常。去年底，我随天津市代表团赴非洲访问。在肯尼亚，主人安排我们参观凯伦夫人故居。丹麦女作家凯伦·布里森于1914年—1931年，作为白人殖民者在肯尼亚生活，她的《走出非洲》描写了这段生活。两种文化的碰撞，人与自然的交融，东非高原宛如一个色彩斑斓的舞台，上演着一幕幕撼动人心的传奇。《走出非洲》曾改编成同名电影，并且荣获了7项奥斯卡金像奖。我只看过电影，对书和作家知之甚少。

    故居掩映在棕榈树的浓阴里。小雨过后，坡形屋顶上的红瓦红得耀眼。白色门窗，白色游廊。悠悠生死别经年，一切还都一尘不染。没有其他游客，我听见自己的脚步声。穿过前厅，穿过餐室，走向帷幔低垂的卧房。凯伦也这样走着吧？裙裾窸窣，不由得心房一热，忽然就觉得与这房子，与这个人，很熟悉，很亲切。

    如今信息社会，拇指经济，鼠标轻轻一点，一套《走出非洲》便来到案头：两张影碟，一部书。急不可待地打开，译者的话、序都略去，凯伦·布里森开篇第一句就撞进我心里：

    “我在非洲的农场坐落在恩贡山脉的山脚、海拔六千英尺的高原上，赤道在农场以北一百英里处横穿高原，因此，白天你会觉得自己登临高处，离太阳很近。”

    离太阳很近。离太阳很近。就是这个离太阳很近的感觉，醍醐灌顶，一语点醒梦中人。从此，沉湎于《走出非洲》的语境。那无边的沉静再一次降临。我静静地注视着凯伦，她的文学资源，她的表述方式，并且以沉静注视着人世。

    不能不相信一见钟情。男女之间，谁与谁会一见钟情，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科学研究发现，绝大多数人的基因都有缺陷，人通过嗅觉、味觉、视觉、触觉、听觉发现与自己基因互补的异性，从而选择出最适合的交配对象。当这个对象出现时，对方的形象、举止、声音、味道等都能让自己产生愉悦感，这是本能在起作用。一个人基因条件同自己的互补率达到非常高的程度，他所对你产生的吸引力就会非常强烈，同时你也会对他产生非常强烈的吸引力，一见钟情就想挡也挡不住了。

    从《红楼梦》到《铁木前传》再到《走出非洲》，每部好书都是一座宝库。不是我选择了书，而是书选择了我。它们给我的那份沉静，让我的心灵拥有了巨大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