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1725年末的一天，他却为自己犯下的“错误”付出了代价。春风得意、终日沉湎于巴黎上流社会的伏尔泰在剧场以傲慢的口吻回答了门第显赫的贵族罗昂骑士的侮辱与挑战。伏尔泰天真地以为，仅凭口舌之劳让对方瞠目结舌就维护了自己的尊严。

　　但几天之后，他却被罗昂的仆人当街杖责，而罗昂则坐在马车上哈哈大笑，使伏尔泰蒙受奇耻。不甘就此受辱的伏尔泰报告警察总监和上诉法庭来伸张正义，却遭拒绝。于是刻苦习剑，本以为可以公平对决，以雪耻辱。不曾想罗昂却恶人先告状。结果伏尔泰反于1726年3月末被当局以“暴烈行为威胁国家安全罪”投入巴士底狱。虽然此前也曾有过写讽刺诗被流放和投入巴士底狱的经历，但这次的“二进宫”，让出狱后的伏尔泰从此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流亡生活。

　　在杯弓蛇影、颠沛流离的境况之下，他被路易十五称为“疯子”，而普鲁士国王则把他看成是挤干了汁的桔子皮。伏尔泰写过一个短篇小说篇名叫《老实人》，事实上，尽管这位法兰西思想界的泰斗声名显赫，却有着“老实人”的单纯与天真。他不知道知识的力量到底有多大，一直到那场鸡蛋碰石头的游戏结束。

　　道德激情、善良意志和知识智慧只是虚无的精神光环，而政治则是强大的世俗权力，二者相悖，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贵族便可将思想巨擎轻松拿下。将政治视为权术泥沼的人实际上对政治的理解太过简单，接踵而来的自然是遭遇政治的伤害。

　　陈寅恪有言“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所谓不自由，何曾不是知识运用所需要的自由空间太大，而现实空间是有限的，由反差而生“局促感”。

　　清朝的纪晓岚，备受生前“恩宠”和死后“哀荣”，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无人几可幸逢。但据《清鉴》所载，乾隆皇帝一再南巡，民间怨声载道，纪晓岚一时间犯了天真，斗胆建言“从容为帝言：东南财力竭矣，上当思所以救济之。”不料惹得乾隆龙心震怒，叱之曰：“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馆，实不过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谈国事！”幸亏纪晓岚与汉朝的东方朔一脉相承，是皇帝专职的滑稽“小品演员”，弄臣都深谙生存的智慧与技巧，少些硬气与风骨。否则，一句刻毒阴损的“倡优蓄之”，足可以让他汗出如浆，羞愤而自杀。

　　在乾隆皇帝看来，知识与政治是两套系统之下的两种不同的话语方式，知识行使的是插科打诨、逗闷解乐的娱乐功能，和润色鸿业、点缀升平的美化功能。

　　时至当今，知识的价值和作用还是更多地停留在技术领域。柏拉图在《理想国》曾阐明了这样的观点，正义的国家需要体现智慧的哲学家用知识来统治，正义完美的国家需要智慧理性的统领。“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而为一，否则的话，对国家甚至我想对全人类都将祸害无穷，永无宁日。”柏拉图还认为，善出于知，恶出于无知。其实，伏尔泰的“天真”正是出于“知”，而罗昂骑士之“恶”是出于无知。“知”与“无知”谁占上风，正是测量一种制度正义与完美的标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