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策：

市府1万人，公车仅10辆

“来日本这么多年，在电车或地铁里碰到政府官员是很平常的事。”严肃说。“不管是政府机关还是公司，基本上都不可能给员工提供停车位。”汤川雅史说。

东京市区内的停车费用高得吓人路边白框内的停车费一般一个小时300日元（相当于24元人民币），而且限停一小时，超时就会被贴条，随之而来的将是一张1.5万日元的罚单。其他最为常见的自助式按时收费停车场，大致每小时收费600日元~1500日元不等。

假设停车费的均价是每小时800日元，如果一个东京市民每天自驾车上下班，按8小时工作制、每月工作20天计算，他一个月光停车费就得付12.8万日元，而东京市民的月收入也不过20万~30万日元左右。

停车费太贵也带来了一个现象乱停车。对此，东京都政府下了重拳：从2006年开始，警视厅聘用民间监督员治理乱停车，违章一次罚款1.5万日元。

东京整治乱停车4年多以来成效显著，10条主干道的违章停车现象减少了81.5%，平均一小时的堵车距离缩短了40.5%，平均每5公里的行车所需时间减少了10.8%。

“在东京，造成堵车的主要是私家车,政府提倡公务员不用公务车。”汤川雅史说，东京的政府公车数量极少。“以东京都厅为例，只有都知事这样的级别才可以配车。”（注：日本的都知事相当于中国的市长。）

“绝大部分公务员如果办公需要开车，一般是先坐地铁到单位，再去申请开车办事。公事办完后将车子开回单位，然后再乘地铁回家。”他透露，整个东京都厅有1万多名公务员，但是公务车的数量却仅有10辆左右，因为“很少用到”。

对话汤川雅史：

放弃使用多个“限”招

“治堵30年，很多方法东京都考虑过提高停车费、收汽油附加税、收环境税、限购等，但最后都一一放弃。没有一个办法是能完全解决问题的，治堵是大城市的永恒课题，走了30年，我们依然觉得路还很长。”汤川雅史承认，城市“治堵”之所以难，在于往往会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平衡因为治理而带来的综合压力。

回顾30年的治堵之路，汤川雅史强调，东京的成功经验主要在于“疏”而非“限”。

广州日报：由于城市化速度极快，中国一些大城市的汽车拥有量增长速度十分惊人，有些城市通过限制新车上牌的方法来控制汽车拥有量。对于这种方法，您认为如何？

汤川雅史：我听说过。但东京没有对购买车辆作过限制，居民的汽车拥有量很高。从东京的治堵实践来看，“疏”的方法确实比“限”要好很多。我认为与其不让市民买车，还不如提前提醒他路上有多堵，让他不要把车开上路。对于民众来说，“疏”比“限”更容易接受。

其他“限”的方法东京也尝试过，比如提高停车费。但也存在问题，因为东京的停车场大多是民营的，他们是自主的市场主体，政府没有权利要求他们提价。

广州日报：你认为一个城市如果要学习东京“疏”的经验，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汤川雅史：宣传很重要，尽量让民众成为参与治理的主人翁，调动民众的积极性，政府则着力提供相应的信息，从而影响他们的行为。

比如我们从幼儿园开始就会向孩子灌输交通规则，提倡礼让。即使面对让我们头疼的节假日堵车问(微博)题，我们也是提倡各个公司尽量错开休假时间。作为政府，我们观点是：尽量不要下命令，多作规划和提倡。

同时我认为，和城市建设已经接近饱和的东京不同，中国很多大城市目前都还有余地来做更多硬件上的改进。

广州日报：随着城市的不断膨胀，不少城市的分区功能产生改变。东京在城市的布局上，有没有分散城市功能中心的考虑？把一个大城市划分为功能齐全的几个区域，从而降低各区居民的交通成本。

汤川雅史：经过多年的飞速发展，东京现在可以说已经密不透风了，城市也很难再扩大。30年来，我们更多的是在做改良的工作，尽量分散交通压力。

把现有的商业区分散，多做几个商业区，从而降低交通压力，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东京政府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