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7日“名城”上刊登了人物专访《此生愿做春蚕吐尽丝》，激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作为“蚕桑人”的后代，我正是在“我们场”出生、长大的一群孩子中的一个，并且有幸目睹了“我们场”在发展中的一段历史，见证了它当年的辉煌。

当年我爷爷受严惠宇老先生之邀，来到四益蚕种场三场担任主管，主抓蚕桑工作，与严惠宇、陆小波、冷御秋“三老”均有过数面之缘。上世纪八十年代，爷爷还参与过《江苏省蚕桑志》的编撰工作，我还记得他当年伏案撰写时，曾非常自豪地与我讲起当年“三老”的功绩，只是我那时尚小，未能用心记住那些情节。

从上世纪四十年代我爷爷奶奶正式到四益蚕种场落户，到本世纪初我父母退休搬离蚕种场，我们在蚕种场整整生活了半个多世纪，可以说“我们场”的发展史也是我的家族史。那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无不凝聚着他们老一辈人的汗水，那里的一花一石、一山一水，无不驻留着我童年的回忆。

桑园、蚕室、蚕宝宝——童年的美好回忆

作为在蚕种场长大的孩子，满目所见均是桑园、蚕室，从小的玩具也离不开蚕宝宝。还记得上小学时，我把几条白白胖胖的蚕宝宝带去给同学们玩，一些女同学吓得仓皇逃窜，在她们眼里，那便是一条条面目可憎的大白肉虫，可对于从小与蚕宝宝玩大的我来说，那一条条白嫩光滑、柔软沁凉的小家伙们，着实可爱，我让它们爬上自己的掌心、手背，亲吻着它们光滑如丝缎般的身体，揉捏着它们那一颗颗光溜溜的圆脑袋，那种感觉真的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快意。

最让我们引以为豪的是“我们场”的桑园，一千五百多亩桑园，就像一幅风景画，密密地在田野间铺陈开来，每当春天来临，漫山遍野的翠绿，层层叠叠，将房舍、水塘、山头包围其中，任你走向东西南北、四面八方，总也走不出那片绿色。场里的职工，有谁没把桑园作为背景，拍过照片？

对于孩子们来说，最值得高兴的事便是桑果红了的时候。每到那时，上学不再需要家长催促，我们早早地丢下饭碗，拿起书包便一头钻进桑园里，吃得满嘴乌黑，还把书包撑得满满的，到学校给同学分享。有胆大的同学放学后就跟着我们来采桑果，一直玩到天黑才回去。那些桑树都是经过专门培植的家桑，植株矮壮，叶片肥大，桑果也又大又甜，我们把肚子撑到滚圆。

我最喜爱的是初春的桑园，休憩了一冬的桑园地里，雪白的荠菜花正开得轰轰烈烈，而灰褐色的桑条上，不知何时已悄悄地钻出了许多绿色的小芽芽，它们一个个探出了可爱的小脑袋，偷偷地向人间张望着，趁你不注意，悄悄地伸出一只“胳膊”，再伸出一只“小脚”，在春风的吹拂下使劲地拔节着，似乎积攒了一冬的能量，准备蓄势待发，不消几日，枝头全部换上了绿色的新装。这个时节的蚕种场是最美丽、最安静的时候，养蚕的季节还没有到来，蚕宝宝们还在自己的卵壳里沉睡，人们都在等待中享受着惬意的闲暇时光。

过了4月以后，大忙的季节开始了，整个蚕种场便开始繁忙起来，静悄悄的场变得热闹非凡，消毒、催青、收蚁、采桑、切桑、喂蚕、除沙、控温、治种……一道道看似简单，实则包含着很大的技术含量的琐碎工作里，有着全场一百多位员工的辛勤劳动。采桑工在枝叶茂密的桑园里挥汗如雨，拖拉机在田头路间奔忙运桑，后勤组在运送竹匾、消毒用具、送冰送炭。

洁净的蚕室内则别有一番天地，女工们围着干净的围裙，穿着做过消毒标记的软底鞋，轻快地走动着，时而把一筐筐蚕匾端上端下，时而把一筐筐蚕沙清倒出蚕沙洞。那一筐筐圆圆的竹匾里，一条条可爱的小生命无不在昂着头大口啃食着桑叶，发出如春雨般的“沙沙”声，那真是一首特别温馨的乐曲——一切均在繁忙中井然有序。

别看小小的蚕宝宝，它们的肚子就是无底洞，一天到晚在吃、吃、吃，视蚕种质量为生命的蚕种场女工们，一点儿也不敢耽误了蚕宝宝们的胃口，每2—3个小时便喂一次。我母亲常常跟我说的趣事是：她生下我56天以后就去蚕室上班了，把我放在蚕室门口，每过两个小时去看我或喂一次奶，有一回看见蚕室外面有两只老鼠在窜，吓得整个蚕室的女工轮流出去帮着照看我，生怕我被老鼠给啃了。也许正是来自于幼时的记忆，使得我对蚕室有着一种特别的亲近感，我特别偏爱闻蚕室里的气味，有着桑叶的清香，有着控温炉里的木炭香，还有着蚕宝宝们屙出来的蚕沙香。出生后我用的第一只枕头，便是蚕沙枕。

养蚕组、桑园组、饲养组……镌刻着他们的青春

有着一千五百亩桑园、蚕种年产量达二十几万张的“我们场”，在那些年很是有过辉煌的日子。

养蚕组、桑园组、饲养组、炊事组、药场、冷库，俨然是一座自给自足的世外桃源。每到养蚕季节，周边的农村，甚至苏北农村的很多人都来场里打工，而像我母亲这样的老技术工人，则常常肩负着培训新手、完成蚕种繁育任务的重任，以至于退休后还被邀请至外省做技术指导。虽然退休已二十多年，但一说起养蚕的事，我母亲仍然滔滔不绝。

我爷爷在场里干了一辈子，跟蚕桑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受冲击的日子，他被发配到饲养组去养猪，睡的是牛棚，他都没抱怨过一句，而是认认真真地把猪养好，提高出栏率。在他分管桑园的期间，每天戴着草帽像个老农民似的在桑园里奔波，从治虫、施肥，到扦插、育苗，每一个步骤他都认真地去做，培养了一大批农业技术人员。为了提高土地利用率和桑树品质，他亲自拿着卷尺到每一块田间去测量，然后绘制图表，并给每一块地都取了名字：三六尺、电杆山等等，这些名字一直被沿用至今。

直到退休以后，爷爷还在努力研究蚕桑新技术，手不释卷，笔耕不辍，并且还评上了高级农艺师。我曾问爷爷：“您都退休了还评这个有什么用呢？”爷爷笑笑说：“这是荣誉。”

二十几年前，我曾随爷爷去九如巷看望过严忠婉奶奶一次，那个时候老人家还很矍铄，耳聪目明，很健谈，他们谈话的内容我已不记得了，但我犹记得严奶奶家的院子里长着好大一棵藤蔓，青叶翠蔓，枝条一直伸到屋顶，就像谱写着一首古老的诗。我想，对于他们来说，谈话的内容不外乎“我们场”，因为那里镌刻着他们的青春，凝聚着他们老一辈人的心血，形同他们的生命。

而今，留在场里的后人已经寥寥无几，而老一辈人都已陆陆续续地作古，蚕种场的春天已然过去。听说，那饱含着孩子们极大乐趣的桑园已荒芜，那蕴藏着女工们无限热情的蚕室已落满灰尘，那标志着整个蚕种场历史的百年老松已经死去，那承载着千年岁月的烽火台早已被夷为平地，我，也已离开“我们场”近二十年。

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诉说自己对过往的眷恋，也不知该如何表达自己内心的遗憾。

“我们场”，这个曾经有着如此丰富记忆的“家”已成了过去，而我，也似乎在岁月的磨砺下变成了一条忧伤的蚕，用记忆的丝作茧，默默地咀嚼着满腔的心酸。

我知道，还有一些人会和我一样，回顾当年的岁月，内心会久久不能平静，也许我们都还在期盼着、翘首着，镇江蚕种业的春天还会再回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