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后，上海出现一批工界团体。这些团体的成员比较复杂，有的劳资不分、工商混合，有的名称很大、活动很少，被称为“招牌工会”。他们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参与过一些爱国活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劳动组合书记部对一些招牌工会进行过争取工作，联络他们一起参加进步活动，但是始终存在原则分歧与斗争。

上海工商友谊会于1920年7月开始筹备，10月10日成立。参加成立大会的会员和来宾有300余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陈独秀、沈玄庐、邵力子等到会演说。成立当日，创刊《上海伙友》。伙友，即结伙共事的朋友。

评论、调查和小说是《上海伙友》的论著部分。着重揭露“资本家的压迫、剥削”及店员的悲惨处境：工作时间长、薪金待遇低，每天办事12小时，号召店员全国大联合，消灭资本家及罪恶的资本主义制度。“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工人阶级之所以受压迫，是由于社会分为劳动者和非劳动者两个阶级的缘故。”伙友们如果不愿再做奴隶，就得推翻现存制度。《我做学徒时候的景况》《一个拣丝头工人的自述》《排字工人的苦话》等文章，揭露一些店员和工人的痛苦生活。

闲谈、讨论和随感录侧重于店员自身陋习的反省：态度粗暴，顾客进店，仍旧“拱手、谈天、玩笑、趴卧”，不愿做小生意；以貌取人，对于长得漂亮、穿得体面的女子，便特别殷勤，虽然被她骂几声“死鬼、杀千刀”，也喜形于色。而对于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男女则不和颜相待。

通讯是刊物与读者交流互动的平台，《抱小孩是不是学徒应该做的》《无理的干涉》在抨击店主、经理的同时，反映了“伙友是最大”的办刊立场。《看新出版物的普通痛苦》《伙友解放危险的讨论》《女工为什么不能入会》既驳斥“八小时工作、八小时学习、八小时休息制度在中国行不通”的说法，又注重店员“解放”的路径引导。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为了争取和团结上海工商友谊会，曾经给予《上海伙友》一定的帮助和支持，由新青年社代为发行了第1-7期。同时利用它的篇幅发表了一些宣传劳资对立、劳工运动和阶级斗争的文章，陈独秀并为该刊写了发刊词。陈独秀在发刊词中写道：“从广义说起来，凡被雇的月薪劳动者都属于劳动阶级，所以商店里的伙友可以合工厂矿山劳动者及交通劳动者成一个大团体，分开来这三种可以说是阶级战争的三大军团，商店的劳动者比别的劳动者发达得多，而又无法改良他们的境遇，所感的苦恼更甚”，并说明新青年社代为发行《上海伙友》目的有二：“诉说伙友们现在的苦恼。研究伙友们将来的职务。”

《上海伙友》是上海工商友谊会的机关刊物，办刊倾向毋庸置疑会受到工商友谊会政治立场的影响。而工商友谊会本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工人组织，它没有明确而具体的改造社会的宗旨。《上海伙友》在灌输伙友阶级意识的同时，也在不同程度地宣传社会改良主义的劳资调和论，麻痹店员工人的革命意识。

1920年11月21日，《上海伙友》出版了第7期，此时，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现了这个刊物的反动倾向，决定新青年社不再代为发行。失去了新青年社的支持，《上海伙友》停刊了将近5个星期，直到1920年12月26日才出版了第8期。重版后的《上海伙友》，明目张胆地维护资本家的利益，失去了原有的一点进步作用。在第8期《祝伙友重出版》中，公开向资产阶级检讨，说什么“‘伙友’前一次的文字，多半说资本家老板们不好的，后来我们想想，觉得自己也有不好的地方”，并向资产阶级乞怜，说“将来或者他们发慈悲心，把我们解放了，走到平等的路上去”。这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无疑是背道而驰的。

长期以来，《上海伙友》被视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指导下的工人刊物，是《劳动界》的姐妹刊。而就是这本中国共产党有影响的刊物，宣传劳资对立和劳资调和、宣传革命和改良的文章，同时出现在不同时期的《上海伙友》上，呈现出宣传内容的“两面性”，折射出上世纪二十年代社会思潮激荡及资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争夺对工人运动领导权的尖锐复杂斗争，我们从《上海伙友》的一些文章中，完全可以发现这种斗争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