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连江的浦口镇是我国著名的祠堂文化之乡，其中，位于珠浦的高楼陈氏宗祠尤其引人注目。宗祠里至今保存着一块让陈氏族人引以自豪的题匾，那就是在抗战期间，为了褒奖为国牺牲的空战英雄——陈盛馨，蒋介石亲笔写的题匾“英勇可嘉”。如今，此匾已残破，其族人在1995年重修祠堂时，特将此匾复制后，悬挂于大厅之上，并特配一联：“飞击东洋为国效忠光宗耀祖，安居南亩一堂十代子孝孙贤”，以此缅怀这位从陈氏家族中走出去的抗日英雄。

悬挂于陈氏宗祠的蒋介石题匾

难忘国仇家恨

陈盛馨，1912年6月1日出生，福建省连江县人。他幼年丧父，由祖父一手带大。1928年，陈盛馨就读于福州三民中学，后转入福建省立高等中学（今福州一中）。时遇“九一八”事变爆发，年少的他义愤填膺，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各种抗日宣传活动，并被选举为队长。课余时间，他挥毫疾书“还我河山”等条幅分赠同学，常引吭高歌：“今天我们是桃李芬芳，明天我们是卫国千城”，表达从军报国杀敌的决心。

1933年，陈盛馨高中毕业后，毅然报考了中央航空军官学校。临行前，他与高中同学道别，互赠照片，并赋诗一首：

书生报国恨无方，

今幸获偿自觉光。

我期杀敌吞三岛，

深仇累世永难忘。

陈盛馨之所以在诗中提到对日本侵略者的“深仇累世永难忘”，不仅是看到日军侵占了我东三省，还因他从族中老人那里得知，他们的祖先入居福建后，就曾遭遇倭寇的焚掠。国仇家恨，让他走上了从军报效民族的道路。

经数月的军事训练后，陈盛馨于1933年3月1日正式入学，于1935年6月1日毕业，并留校见习。

《中央日报》1937年10月21日关于“10·20”南昌空战的报道。是役，陈盛馨击落日机1架

《中央日报》1940年5月21日关于“5·20”梁山空战的报道

1937年8月13日上午9点15分，日本海军陆战队突然向上海宝山路我军阵地发起攻击，淞沪抗战正式爆发。下午2点，南京航空委员会发布《空军作战命令第一号》，要求“各部队应于14日黄昏以前，秘密到达出击之位置，完成攻击的一切准备。”其各部队之出击根据地如下：

第九大队 曹娥机场

第四大队 贺桥

第二大队 广德、长兴

暂编大队 嘉兴

第五大队 扬州

第六大队 第3、5队 苏州

第4队 淮阴

第七大队 第16队 滁县

第八大队 第19队 大较场

第三大队 第8队 大较场

第17队 句容

此时，陈盛馨已在战前加入了中国空军第九大队第26中队，任少尉飞行员。

第九大队，大队长为刘超然，副大队长为龚颖澄。该大队于1936年8月始成立，下辖3个中队：第26中队（队长王汉勋、副队长赖逊岩）、第27中队（队长孟广倍、副队长张旭夫）、第30中队（队长石友信、副队长郭汉庭）。其中，第26、27中队各自配备了10架寇蒂斯A-12攻击机（又称许莱克，或施莱克攻击机）；第30中队则拥有6架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轰炸机之一——马丁-139WC（该机种后来于1938年5月19日，被中国空军成功地使用于远征日本本土）。两个月后，第30中队被划归第八大队。

第九大队大队长刘超然接到命令后，立即率领第26、27两中队从驻地——河南的许昌出发，转场至浙江的曹娥。

寇蒂斯A-12攻击机

P-43A-1“枪骑兵”战斗机

从曹娥到南昌上空

鉴于8月14日的中日空军首次空战，日军遭受了沉重打击，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决定集中鹿屋、梗津航空队，以及3艘航空母舰上的全部主力，轰炸南京、南昌、杭州、苏州和上海等地我空军基地，企图消灭中国的空军。

同日晚上12点，中国空军前敌总指挥部下达《空军作战命令第三号》，其中，要求第九大队于次日拂晓前协助陆军攻击虹口附近之敌炮兵预备队、防空兵及步兵重兵器等。并告之：“陆军已协同第一线布标示幕，队号布板为山，攻击方向为箭头布板。”同时，《空军作战命令第三号》要求：“各部队第一次轰炸，应于明日6时30分，到达目标，以轰炸4次为准。”

但是，第九大队并没有按空军前敌总指挥的要求，准时出击，却与来袭的敌机展开了一场遭遇战。这批敌机来自“加贺”号航空母舰的“九四”式舰爆机，共13架，原本前往苏州轰炸，因天气不佳转袭乔司，未料途经曹娥时发现机场我机目标，遂发动攻击。我机紧急起飞应战，在混战中击落敌机4架。其中，陈盛馨在空战中击落敌机1架。

但仓促应战的第九大队也遭遇了较大损失：1架飞机在起飞时失事坠毁，1架在空战中被敌击落，4架停在地面未及起飞的飞机被敌炸毁。空袭过后，第九大队奉命转移至长兴机场，起飞时又失事1架飞机，余机在途中再次遭遇敌机9架攻击，我机1架受伤返降。

此役，我第九大队的寇蒂斯A-12攻击机损伤近半。当天下午，全大队撤回至许昌休整。

10天后，陈盛馨又随部队出击长江口之登陆日军。在向敌舰俯冲攻击过程中，遭猛烈炮火射击，我机当场被击落两架，数架受伤迫降，人员伤亡亦重。

因战绩不佳，战损率较大，至月底，该大队仅剩下可使用的寇蒂斯A-12战斗机5架。次月，第九大队的番号被撤销，大队长刘超然去职。剩下的飞机集中交第27中队使用，第26中队另由暂编大队拨给霍克Ⅱ战斗机4架，第六大队拨给达机2架使用。

9月14日，中国空军最高当局成立正北面支队，第27中队的飞机参加了对华北陆军地面作战的支援行动。第26中队则被调至南昌，与第三、第四大队部分中队，以及苏联志愿飞行队的一个战斗机大队和一个轰炸机大队一起，组成一个中苏空军联队，担任本地的防空任务。

1937年10月20日下午5点55分，敌重型轰炸机14架袭击南昌。接到警报后，陈盛馨与中队长王汉勋立即驾驶新接手的霍克Ⅲ战斗机起飞拦截。因陈盛馨原来驾驶的寇蒂斯A-12战斗机，是一种专门用于对地攻击的战机，并不适合用于空中格斗。因此，也让他们在前期的空战中吃尽了苦头。

这次，陈盛馨和王汉勋抱着为牺牲的战友们复仇的信念，向敌机群发起猛烈的攻击。据10月26日的《空军战斗要报》记载：“敌机1架被击落于瑞洪附近，1架被击伤，向余江万年间飘落，另两架被击，冒黑烟逃去。”

这是在对日空战中，陈盛馨第2次击落日机。

1938年初，他奉命到兰州，接受苏联援华飞机和相关训练。此后，又奉命调入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并随队参加了当年在武汉上空发生的几次空中保卫战。8月，他随所在空军部队入川，担任重庆地区的防空任务。

转战重庆

此时，陈盛馨因屡立战功已升任中国空军第四大队第21中队队长。

1940年4月，日军恢复了对重庆的大轰炸。与1939年的大轰炸有所不同的是，这一次，日军首先是集中空袭我防御重庆的各大机场，企图损毁我空军的抵抗能力；其次，每次轰炸行动前，均派出侦察机在高空监视我飞机动向；第三，轰炸行动由黄昏、夜晚改为在白天进行；第四，轰炸规模扩大，多次以上百架飞机对重庆进行大空袭。

4月24至26日，日军连续3天对梁山、广阳坝、白市驿、遂宁等中国空军基地进行轰炸。空袭中，陈盛馨数次率队起飞，在渝市上空警戒，但都未遭遇敌机。面对出现敌侦察机这一新情况，中国空军还一时没有适应过来。敌侦察机无论在飞行速度、高度都明显优于我机，要将其击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24日，我空军于上午11点10分，发现敌侦察机1架向重庆方向飞来，于是在11点15分，派第四大队E-15、E-16式战斗机各3架，第29中队E-15式战斗机3架升空拦截，结果无功而返。25日凌晨1点30分左右，敌侦察机1架在浮图关上空投下照明弹数枚。此时的陈盛馨正驾驶编号为7224的E-15战斗机在重庆上空巡逻，当他率队赶到发现敌机踪迹的上空时，地面照测部队却未打开照空灯配合，以致敌侦察机乘夜色遁去。

上午6点18分，中国空军判明1架敌侦察机将进入渝市上空，遂派第四大队2架E-15战斗机从广阳坝起飞拦截，但未遇敌。6点32分，从梁山机场起飞的第24中队队长李文庠、队员陈少成驾驶的2架E-16战斗机，在奉命赴渝，飞抵木洞上空时，与敌侦察机1架对头遭遇，距离约1000米，其高度略低于我机，当即猛攻2次，均未得手。敌机乃以最大速度东窜，我机明显速度跟不上，尾追至长寿附近，不见敌机踪影，只好折回白市驿机场。

第24中队的另2位队员韩参和伍国培，也于6点40分在长寿上空发现同高度之敌侦察机1架，离我机左侧约1000米处东飞，乃急转猛攻，击伤该机，尾部冒出白烟。敌机加大速度东逃，我机追至涪陵，因韩参驾驶的7527号机机枪发生故障而敌又远去，乃折回白市驿机场降落。

事后，中国空军当局得知当日战况，十分震怒，认为有失我空军军誉，当即对参战的4位飞行员进行处罚：第24中队队长李文庠被记大过1次，队员韩参、伍国培、陈少成等3人被记过1次，以肃军威。

4月30日，日机27架分两批夜袭重庆。3点30分，我空军第29中队、第四大队第21、22、23中队分别从白市驿、广阳坝机场起飞2架和9架E-15战斗机，在两机场上空和市区上空警戒。5点20分，我第四大队第24中队又从梁山机场起飞3架E-16战斗机，在梁山上空警戒。

是役，我方仅有严均和杨元臣两人发现了敌机，并加以攻击。杨元臣在飞机滑油管破裂，润滑油粘涂风档，且阻隔视线的情况下，仍英勇进攻，击伤敌机1架，受到中国空军当局的传令嘉奖。其余飞机或因敌机过远，或因高度不足，未能适时加入围攻。

陈盛馨在这次空战中，驾驶编号为7215的E-15战斗机，因迷失方向，迫降于四川的纳溪，机损人伤。另1架由刘英役驾驶的7226号E-15战斗机则因发动机发生故障，而迫降于大中坝机场，机损人安。

5月22日，敌机27架分两批空袭重庆白市驿机场。此次空袭，敌军采用侦察机与轰炸机协同作战的战术，以1架侦察机，取7500米以上的高度，飞临我机场上空，跟踪我升空应战之机群。而我空军则自始至终未予发现，终酿成苦果。

是役，我空军第四大队派E-15战斗机5架、E-16战斗机6架、霍克Ⅲ战斗机3架，第29中队派E-15战斗机7架，合计21架飞机，于7点20分升空迎战。我机久等敌机不至。9点，我机已至必须加油之时间，便纷纷降落机场加油。9点15分，敌机突然出现我机场上空，并实施轰炸，虽经我留空担任警戒的飞机顽强抵抗，但仍寡不敌众，损失惨重。

此次中国空军受挫，也是在整个重庆空战时期，除“9.13”空战之外，损失最大的一次。陈盛馨驾驶7224号E-15战斗机参加了这次空战，虽然他驾驶的飞机躲过一劫，但身为中队长的他也陷入思考。为此，陈盛馨写下《梁山空战的短长》一文，针对破敌之法，提出自己的见解。

浴血保卫重庆

1940年5月26日，日机136架分4批空袭重庆。

重庆防空司令部于10点50分，向全市发出空袭警报，11点43分发出紧急警报。中国空军吸取了22日的经验教训，于11点40分，分别从广阳坝机场起飞4架E-15、2架E-16、4架霍克Ⅲ战斗机，在广阳坝、白市驿机场上空巡逻，专任击落或驱逐敌侦察机。

是日，我空军升空迎战的飞机仅有10架，面对十倍于我的日机，我空军健儿毫不畏惧，奋勇向敌机群发起攻击，并反复向敌机群中1架受伤的日机冲击，最终将其击落于小观音桥附近。在空战中，陈盛馨驾驶的7152号E-15战斗机，于攻击敌机时中弹3发，队员高又新驾驶的7216号E-15战斗机中弹19发，第22中队副队长范金函驾驶的霍克Ⅲ战斗机中弹2发。

为了表彰这次英勇作战的飞行员，中国空军当局特为陈盛馨、范金函记功1次，为击落敌机的高又新记大功1次。事后，蒋介石亲自接见了高又新。

5月28日，敌机99架空袭重庆，另有2架侦察机在重庆市区上空附近盘旋。空战中，陈盛馨与队员李宿光、洪奇伟组成小分队。在攻击中，他驾驶的编号为2111的E-15战斗机被敌机射出的子弹击中3发，他因此在战后被中国空军当局传令予以嘉奖。

在我空军的顽强抵抗下，日空军损失惨重。在此后空袭重庆的过程中，日空军被迫改变战术，发现我空军的飞机出现在预定轰炸目标上空，则转向其他地区投弹；从高空进入市区，进行盲目投弹。总之，尽量避免与我空军相遇，以减小自身损失。

7月9日，敌机90架分3批空袭重庆。我空军起飞21架战斗机升空拦截，据次日发行的《新华日报》报道，在“7.9”空战中，我空军一共击落敌机4架，其中两架于陈家场上空爆炸，1架坠落于上元场，另1架坠落于垫江北部。

是役，陈盛馨驾驶编号为2101的E-15战斗机。

次日，德国空军对英国实施的空中进攻战爆发。同日，敌机99架向渝西飞来，中国空军起飞22架战斗机迎敌。敌机群于10点10分，在永兴场即遭遇我霍克Ⅲ战斗机编队7机的攻击。当天，渝市上空云层较厚，敌机群不敢进攻，转向江津、永川、铜梁一带窜扰。后被迫改变原袭渝目标，将炸弹投向四川泸县、隆昌、三台一带。

是役，陈盛馨驾驶的是编号为2117的E-15战斗机。

7月31日，日军出动陆军航空队轰炸机36架（从运城起飞）、海军航空队轰炸机81架（分3批，从武汉起飞）空袭重庆。另有侦察机数架先后伴随，续飞重庆，监视我机行动。

中国空军起飞21架E-15战斗机、8架霍克Ⅲ战斗机、7架E-16战斗机升空至渝市上空警戒。陈盛馨驾驶编号为2121的E-15战斗机，担任第2编队领队，率本队司徒福、高又新、黄栋权、王特谦、蓝锡芳、王庆利、武振华、杜兆华、洪奇伟等全体队员出战。

敌机以大编队形成密集队形，并企图从多个方向同时进入市空轰炸。我机群分别在铜梁、木洞、来凤等地上空遭遇敌机，并发生激烈空战。双方飞机各有损伤，敌机当场有数架被我机击中冒出浓烟；我方飞行员王云龙、陈少成阵亡，4机各中敌弹1发。

8月3日，敌陆军航空队36架重型轰炸机自运城起飞，空袭重庆。

中国空军起飞18架E-15战斗机、4架E-16战斗机、7架霍克Ⅲ战斗机分别从广阳坝和白市驿机场升空迎战。中午1点33分，敌机群飞至北碚附近上空时，被我机发现。敌机群见势不妙，左转回避，窜至铜梁投弹后北遁。我空军又一次成功地将敌机拦截于重庆城区之外。

在向敌机群发动追击的过程中，陈盛馨驾驶的2121号E-15战斗机因追敌速度太猛，以致螺旋桨损坏，但他沉稳地驾驶飞机，安全降落到白市驿机场。

8月9日，敌机90架分两批空袭重庆。

中国空军起飞18架E-15战斗机、4架E-16战斗机、7架霍克Ⅲ战斗机升空迎战。陈盛馨驾驶编号为2323的E-15战斗机，并担任第1编队领队。在空战中，他的分队长司徒福驾驶的2111号E-15战斗机发生机械故障，迫降于白市驿机场外，机损人无恙。

8月11日，敌机90架分两批空袭重庆。另有侦察机多架，在渝市上空盘旋。

中国空军起飞16架E-15战斗机、6架E-16战斗机、7架霍克Ⅲ战斗机升空迎战。在长期的对日空战中，我空军已逐渐摸清了日军空袭重庆的特点和套路。根据预判，敌机编队一般会在合川至北碚上空汇合，然后从西向东进入渝市上空，完成投弹后回航。

果然，中午1点56分，两批敌机在北碚上空会合后，以大编队同时进入市空投弹。我空军1队以中国空军军官学校阎雷教官发明的空中延时爆发炸弹，在敌机群必经的前上方投下，炸乱其队形，其余战机乘势发起攻击。据当天的《空军战斗要报》记载：“当即击落敌机1架，坠于渝市近郊，残敌仓惶溃遁，我机奋勇进击，在石柱上空又击落1架，坠落双庆乡。”另据次日发行的《新华日报》报道，此次空战，我空军一共击落敌机5架，坠落地点分别为：石柱玉皇殿2架、丰都弹子台1架、涪陵白果铺1架、利川北郊1架。

此役，我机被敌击中子弹者计有8架，足见当时空战程度之激烈。陈盛馨驾驶编号为2101的E-15战斗机，担任第2编队领队，负责向敌机群发动第一波攻击任务。在空战中，他所领队的中队先后有高又新驾驶的2107号E-15战斗机中敌弹3发，洪奇伟驾驶的2114号E-15战斗机中敌弹1发，蓝锡芳肩部中弹，手指受伤。

9月13日，中国空军遭遇敌“零式”战斗机的偷袭，损失惨重。陈盛馨驾驶的2301号E-15战斗机多处中弹，手足负伤，被迫退出战斗，降落在白市驿机场。

此时，中国空军眼看进入最艰难的时期。

成都遇难

“9.13”璧山空战后，陈盛馨所在空军部队全部撤往成都，进行休整。但中国空军当局并未真正意识到我使用的飞机与日本“零式”战斗机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1940年3月14日，中国空军以第五大队为主力，使用刚从苏联引进的E-153战斗机，再次与日“零式”战斗机在成都上空交手。结果，中国空军在数量和攻击高度占优势的条件下，再次惜败日军“零式”战斗机。大队长黄新瑞、副大队长岑泽鎏、中队长周灵虚、分队长江东胜、飞行员任贤、林恒、袁芳柄、陈鹏扬8人牺牲。

事后，中国空军当局不得不承认其使用的飞机无力与日军的“零式”战斗机抗衡，遂下令对其采取“避战”政策，遇有情报通告敌“零式”战斗机出动，我机即起飞躲避，不得与之交战，以保存仅有的一点实力。

1941年5月，陈盛馨所在第四大队转场至兰州。

5月21日9点17分，我空军在陕西郃阳发现日军重型轰炸机27架西飞，有空袭兰州的可能。

11点27分，空军第四路司令部在判明敌轰炸机无战斗机护航的情况下，命令驻守西古城机场的第四大队第21中队起飞7架E-153战斗机；11点32分命令苏联志愿队起飞7架E-15战斗机；11点57分，命令第四大队第24中队起飞6架E-163战斗机，在兰州及机场上空巡逻警戒。

陈盛馨驾驶编号为P-7554的E-1531战斗机，作为第3编队领队，于12点58分发现敌机正自西古城方向成雁队形侵入兰州市上空，当即在敌机群前方占位攻击。敌机群猛烈还击，并将编队向右移动，企图避开我火力打击。据当天的《空军战斗要报》记载：“2分钟后，（我机）于敌左侧下方再度攻击一次，以分队长伯宪（孙伯宪）最为勇敢，当见敌第3编队第3小队第3号机冒出浓烟，着火尾旋下坠，坠落兰州机场南侧面山谷中，机全焚毁，仅存残骸，体无全者4具，其他皆模糊不清。”

此次空战，我机一共击落敌机两架。陈盛馨因作战指挥有方，再次受到中国空军当局嘉奖。“5.21”空战，也是中国空军在最艰难时期，取得为数不多的胜利之一。

此后，陈盛馨又率队回防成都。

同年12月1日，陈盛馨升任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副大队长，代行大队长职权。

从1942年起，中国空军各大队开始淘汰落后的苏式飞机，接受美国更加先进的飞机。按计划，中国空军第四大队第21、24中队换装美国的P-43战斗机（又称P-43A-1“枪骑兵”战斗机），第22、23中队换装P-40战斗机。

由于P-43战斗机性能不稳定，尤其是燃料供应系统和制动系统存在严重缺陷，使中国空军在换装训练过程中吃尽了苦头，并付出沉痛的代价。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郑少愚于1942年4月22日，驾驶1架P-43战斗机在空战中突然起火，坠落于印度勺浦河地区，不幸殉职。

1942年8月3日，陈盛馨在四川双流机场上空试飞1架编号为1222的P-43战斗机，因发生故障坠毁，不幸遇难。

（作者系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特约研究员。图片来源：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