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首任司令员孙继先中将，在长征中曾是红一军团红一师红一团一营营长，他亲自挑选并带领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从而在被敌人视为插翅难飞的天险防线上，打开一个缺口，为中央红军北上开辟了一条通道。红军强渡大渡河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然而，在孙继先晚年，在澄清大渡河战斗史实的问题上，却陷入两难的尴尬处境：他既不愿意把自己说成是勇士，又不愿意违背历史事实，屈从被误解的历史结论。他的老首长杨得志上将言之凿凿，揭开了尘封已久的历史谜团。

杨得志撰文讴歌大渡河畔英雄多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有着许多可歌可泣，惊天地、泣鬼神的事迹。在20世纪50年代，青年们迫切要求熟悉中国革命的历史，从英雄人物身上汲取强大的精神力量，去投身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事业。1957年5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出版的《红旗飘飘》丛书，正是顺应时代的呼唤，开革命回忆录写作之先河。《红旗飘飘》刚一发行，即在广大青年和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在1957年7月出版的《红旗飘飘》第二集中，收录了一篇杨得志的力作——《大渡河畔英雄多》。杨得志的文章分为“光荣的使命”“胜利的前奏”“天亮以后”“我一定要去！”“庄严的时刻”五个小节。其中在“我一定要去！”和“庄严的时刻”中，杨得志写道：

十八个勇士（连孙继先同志在内）每人佩戴一把大刀，每人背一挺花机关枪（冲锋枪）、一支短枪，每人带五六个手榴弹，并且带着工作器具，以二连长熊尚林同志为队长。

大渡河边还是像方才一样，只有河水冲击咆哮，我用望远镜看看对岸，敌人像是很安静。

因船小，船工不同意上船的人太多，临时决定十七人分两批渡过。在连长熊尚林带领下，一班的八个同志跨上了小船。

庄严的时刻到了，熊尚林带领八个同志跳上了渡船。

……

过了河的船很快地又回来了。八个勇士在营长孙继先同志的带领下，又登上了渡船。

……

此刻，我们两批登陆的勇士接上了，十八个勇士一起冲上去，十八颗手榴弹一齐扔出去，十八挺花机关枪一齐打过去，十八把大刀一齐在敌群中飞舞。号称“双枪将”的川军被杀得败不成军，拼命向北边山后面逃。我们渡河的勇士完全控制了大渡河北岸。

在崇尚英雄的年代里，杨得志的《大渡河畔英雄多》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1959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根据杨得志原作，出版了连环画《大渡河畔英雄多》。1963年，《大渡河畔英雄多》被编进全国初中语文课本。大渡河十八勇士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

1956年，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中央军委决定编一部总结解放军战斗历程的革命回忆录丛书。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对此非常重视，责成总政副主任兼宣传部长傅钟挂帅，很快在全军发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征文活动。为此，总政宣传部和总政文化部联手，成立了一个由十人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征文编辑部（即后来的《星火燎原》编辑部），并广泛在中央、省、市一级报刊上发布征文启事。

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很支持建军30周年征文活动。在他看来，军事学院汇集了一大批骁勇善战的高级将领，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们每个人都有不少传奇故事。特别是由杨得志、孙继先担任正、副主任的战役系，全系52名学员清一色的开国将军。如果大家在学习军事理论、回忆解放军战史、研究重大战役问题的过程中，把自己革命战争年代的战斗经历记录下来，写成回忆录，对于继承解放军的优良革命传统，教育青年一代，无疑是一件大好事。

在长征中，刘伯承担任红军总参谋长兼中革军委纵队司令员，对于这段历史，他心中有一本细账。他抓住战役系每位将军指挥、参加的经典战役战斗，一竿子插到底，逐一落实题目，人人派任务，很快就调动起大家的积极性。他还特别要求杨得志和孙继先带头多写回忆录，每人都要完成一篇强渡大渡河的回忆文章。

孙继先自知文化水平低，写文章甚至比指挥打仗还要难，便推托说：“有杨得志同志写就行了，我就没有必要再写了。”

刘伯承可不答应，说：“回忆强渡大渡河，仅有杨得志同志一篇文章是不够的，他是大渡河战斗的指挥者，你是直接参加战斗的战斗员，你们从不同角度写，更有利于分析、积累战例，这可是政治任务！”

在战役系，与孙继先有同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他们对结束不久的革命战争记忆犹新，但由于文化水平有限，动笔写文章实在有困难。《星火燎原》编辑部的同志抓住了南京军事学院得天独厚的条件，派出编辑常驻南京，为将军们作口述记录，帮助他们整理成文。著名军旅作家王愿坚就是《星火燎原》编辑部派到南京军事学院的骨干编辑之一。王愿坚曾创作小说《党费》，后该小说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成彩色故事片《党的女儿》。

王愿坚与孙继先还有不浅的缘分。他曾是孙继先麾下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后为解放军第二十二军）《麓水报》的战地记者和编辑，在孙继先领导下工作战斗了四个春秋。他对老军长勇敢威武的军人气质、灵活果断的指挥风格非常钦佩，也非常熟悉。听说为老军长整理回忆录，王愿坚一百个乐意。而一谈起打仗的事儿，性格沉闷、言语不多的孙继先也打开了话匣子。一个神采飞扬，滔滔不绝；一个兴致勃勃，运笔如飞。一篇近万字的长文，就像一泻千里的大渡河水，一气呵成。

按照刘伯承的要求，杨得志和孙继先从不同角度分别完成了一篇《强渡大渡河》的回忆文章。文章写好后，刘伯承为他们审阅、修改。

《星火燎原》编辑部成立仅一年时间，各大军区政治部收到的征文就有3万多篇。经筛选后，集中到编辑部的稿件也超过1万篇，最终收入丛书的只有300多篇。《星火燎原》丛书最早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1959年12月，毛泽东为丛书题写了“星火燎原”书名，朱德为丛书作序。由于编辑约稿周期和当时特殊的政治原因，这套丛书并未按顺序出版。1960年，讲述长征故事的《星火燎原》第三卷率先出版。杨得志的《突破乌江天险》和孙继先的《强渡大渡河》从中脱颖而出。

这里特别提及的是，《星火燎原》第三卷的首篇文章《回顾长征》，是由刘伯承撰写的。在写到强渡大渡河的经历时，他明确写道：“十八勇士一过河去，就将敌人打垮，占领了渡口。”

在军委扩大会上，十八勇士遭质疑

据当年编辑部的老同志回忆，《星火燎原》第一卷在1958年已经完稿。书刚印刷完还没有发行，恰逢庐山会议召开。《星火燎原》编辑部也无法避免当时的政治风暴。因为有“美化”彭德怀的文章，编辑部被责令检查整顿，几位骨干编辑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

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一次军委扩大会上，有人突然提出：关于红军长征强渡大渡河的宣传有些混乱，到底是十七勇士还是十八勇士应当查清楚，即便是十八人一起渡河，孙继先作为指挥员，也不应当算作勇士。

据说，提意见的是一名空军中将。这名中将并不是强渡大渡河现场的目击者。在长征中，他曾任红一师直属队总支书记，大多数时间随黄永胜任团长的红三团行动。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之后，他被调到红三团任总支书记。日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红军强渡大渡河时，“我们三团仍是走在全师的后面。这一段，我们只是跟着走，没有执行什么任务，也没有什么掉队落伍的。当我们来到安顺场渡口时，一团、师部、二团都已经顺利渡过了河，只有两条渡船在等待我们”。

孙继先也参加了这次军委扩大会。坐在孙继先身边的一位老同志，听了那名空军中将的发言后，愤愤不平，就用胳膊肘轻轻碰了孙继先一下，说：“孙司令员，你也应该出来说说话，以正视听！”

孙继先小声回答说：“我能说什么？能说自己是勇士吗？”

会后，军委责成总政治部负责查实强渡大渡河究竟是十八勇士，还是十七勇士。有关部门查阅了档案资料，以当年红军《战士》报第一八六期上记载的十七勇士的名单为原始依据，并以一名没有亲临大渡河现场的红军干部的日记为佐证，最终确认红军强渡大渡河的是十七勇士，并以总政治部的名义正式发文：要求各个单位在宣传红军长征强渡大渡河事迹时，一律按照“十七勇士”的口径。这就是为什么长期以来，在正式通行的党史、军史中，一律采用“十七勇士一船渡河”说法的缘由。

中央红军长征时，《战士》报是红一军团政治部的机关报，是一份不足16开版的油印小报。在第一八六期《战士》报上，关于渡河的过程只有一句：“牲（我）部一个猛冲和十七个红色英雄冒险渡河，即将河两岸敌人全部击溃。”在战争的紧急情况下，报纸及时报道战况，出现一些疏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1979年，《星火燎原》丛书再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出版发行，全套十卷，1982年8月出齐。在1980年出版的《星火燎原（选编之三）》上，还是《强渡大渡河》的标题，选用的却是杨得志的文章。书中关于勇士们渡河一段的关键内容是这样描述的：

庄严的时刻到了，熊上（尚）林带领着十六名同志跳上了渡船。

“同志们！千万红军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坚决地渡过去，消灭对岸的敌人！”

渡船在热烈的鼓动声中离开了南岸。

……

在我猛烈火力掩护下，渡船靠岸了。十七勇士飞一样跳上岸去，一排手榴弹，一阵冲锋枪，把冲下来的敌人打垮了。勇士们占领了渡口的工事。

杨得志原文中的十八勇士分两次渡河，变成了十七勇士一次渡河。甚至刘伯承撰写的《回顾长征》一文，“十八勇士一过河去”，也改成“十七勇士一过河去”。

对于自己是不是大渡河勇士一事，孙继先一直保持缄默、低调。他的几个孩子过去都听父亲讲过强渡大渡河的战斗故事，在初中语文课上也都学过《大渡河畔英雄多》的课文。他们都为父亲光荣的战斗经历感到自豪。可是后来，当听到有关强渡大渡河是“十七勇士”，并没有父亲时，孩子们都很郁闷、不解，曾多次追问父亲，想得到一个正确的解释。

孙继先对孩子们说：“强渡大渡河的战斗经过，在我的回忆录里已经叙述得很清楚，至于我自己算不算勇士，没有必要去争论。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数先烈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有些同志牺牲后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我们这些幸存者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如果再去争什么勇士，就太没有意思了，我感到很羞耻！”孙继先多次对孩子们说：“在长征路上英勇战斗的红军战士，人人都是英雄，个个都是勇士！”

尽管有关单位正式发文，在党史、军史资料中，一律采用“大渡河十七勇士”的说法，但《红旗飘飘》丛书和初中语文课本的影响力无与伦比。《大渡河畔英雄多》中的“十八勇士”，在一代又一代读者和学生心中留下了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

大渡河的勇士们，你们的英灵在哪里

孙继先戎马一生，经历了无数的战斗，但强渡大渡河的英勇战事，在将军心中有着非常重的分量。十七勇士的下落也是将军后半生挥之不去的心结。在革命战争年代，部队天天都在行军打仗，牺牲很大，人员调动非常频繁。像孙继先这样骁勇善战的一线指挥员，随着战争的走势，调任就更加频繁。

1935年7月中旬，中央红军翻越大雪山到达毛尔盖后，孙继先即离开红一团，调到红三团任三营营长。1936年12月，调到红军大学学习。结业后，被分配到红四方面军红三十一军任第九十三师参谋长，随援西军西进，收容西路军失散人员。抗战全面爆发后，随八路军一二九师挺进太行山区，继而率津浦支队深入山东敌后平原地区开辟抗日战场。而红一团的老部队则随八路军一一五师，在晋察冀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对于红一团一营二连十七勇士的下落，孙继先已无法逐一给出明确的答案。

然而，安顺场所在的四川省石棉县人民却永远铭记着强渡大渡河的英雄。新中国成立后，石棉县政府曾经通过各种渠道寻找除孙继先外其他十七勇士的下落，包括向刘伯承、聂荣臻、杨得志和孙继先等亲历者求证。但是，几十年过去了，绝大多数勇士的踪迹已无处寻觅，唯一有明确下落的是二连连长熊尚林。新中国成立后，一些知晓熊尚林具体去向的见证人仍旧健在。其中一位是时任解放军第二炮兵司令员的李水清将军，另一位是著名军旅作家、老红军陈靖。

李水清回忆说：“熊尚林是江西高安县人，抗战爆发后，随八路军一一五师东渡黄河，参加过首战平型关的战斗。1938年八路军开辟平西根据地时，熊尚林和我一个营，熊尚林任营长，我任教导员，两人并肩战斗，又相处了两年多。1940年，熊尚林调到平北工作。据说，他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为祖国和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陈靖是红六军团的一名老战士，贵州人，苗族。新中国成立后，他曾撰写小说和电影剧本《金沙江畔》。离休后，他重走长征路，进行百万字的长征系列创作。1985年10月8日，他来到了浪花翻腾的大渡河畔，望着巍然耸立的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深切缅怀曾经和他一起战斗、强渡大渡河的英雄队长熊尚林，写下《大渡河勇士熊尚林的悲情结局》一文。

我和尚林同志相识，是在1938年春天。当时，他是营长，我是团宣传股长。

他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粗犷、直率，甚至显得过于鲁莽。他身躯健壮，脸色紫红，说起话来像炮弹出膛，还总是带点脏字。他习惯把事情想得很简单，在他眼里似乎没有困难二字，可熊尚林自己却承认，我一生天不怕地不怕，就是怕学习！

他蔑视困难，不怕牺牲，在极端残酷的岁月，总是冲锋陷阵，强渡大渡河，激战平型关，奋勇挺进冀东，带头开辟平北……说他是英雄人物，并不过分；但我们这位英雄好汉最终却走入一条令人遗憾的歧路。

艰苦的1942年，在被敌人割裂为好几块的平北抗日根据地上，熊尚林带领几十个同志英勇奋斗，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在长城附近，打开了局面，并由几十人发展为一个独立团。就在这时，平北分区正式成立了。在公布分区领导机构名单时，熊尚林发现没有他的名字，他又冒火了。

这时，正巧我们相遇，他气鼓鼓地对我说：“陈靖，我不干了，他们不相信我，老子就单独干革命去！”

我劝说他几句，要他“不可瞎来”。

可是，这里离分区还有几十里，翌日，当我赶到分区报告这一情况时，熊尚林已经离开部队，带着他的参谋长和两个警卫员到独石口一带“单独干革命”去了。

十几天后，一个警卫员回来了，说：熊尚林原以为到了他人熟地熟的地方，什么都好开展，但当群众知道他离开了党，离开了组织时，就不理他了。局面根本打不开，站不住脚，简直是走投无路……又过了几天，另一个警卫员也回来了，说：熊尚林和参谋长天天争吵不休，最后参谋长趁熊尚林不防备时，向他开了枪……就这样，这位英雄倒下了。

革命造就了无数英雄，无数的英雄使革命一步一步走向胜利。固然，英雄的个人作用不能低估，但英雄离开集体，他的历史却只能添上令人惋惜的一笔。

在河北张家口崇礼县烈士陵园里，矗立着熊尚林的墓碑，墓志铭上记录着：1942年6月18日，熊尚林随部队转移途中，在张家口崇礼县西沟村草场沟不幸遇难，被葬在西沟村。上世纪60年代初，熊尚林的遗骨被迁葬到崇礼县烈士陵园。

杨得志言之凿凿：强渡大渡河的应该是十八勇士

1980年版的《星火燎原》发行不久，孙继先看到有关强渡大渡河的战斗叙述后，感到很憋屈：自己可以不当勇士，但对战斗过程的叙述应该符合史实。他曾直言不讳地对老团长、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杨得志说：“咱们红一团强渡大渡河的情况，你最清楚，怎么能这么写呢？”

翻开新版《星火燎原》，看了由自己署名的《强渡大渡河》一文，杨得志很奇怪，也很恼火。他对孙继先说：“这篇回忆文章，没有经过我审查就修改了。当时，我正在国外访问，有关部门也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把我原文中的‘十八勇士’，改成了‘十七勇士’，其中一些战斗过程也不符合史实。”杨得志宽解孙继先说：“鉴于新版书已经出版发行，已无法挽回，我一定在今后的回忆录中把它重新纠正过来。”

1985年，杨得志撰写了长篇回忆录《横戈马上》（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3年1月，《杨得志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也与广大读者见面。有关强渡大渡河部分，杨得志都进行了认真校正，澄清了大渡河战斗的史实。他特别写道：“由于船太小，一次容不下十七位同志，我们决定分两次强渡。第一船由熊尚林同志带领。为加强领导，第二船派营长孙继先同志掌握。”

1990年4月13日，孙继先在济南病逝。在治丧期间，他的小儿子孙东宁从济南回到北京，去解放军三○一医院看望正在住院的杨得志。躺在病床上输液的杨得志一见孙东宁臂上戴着黑纱，情绪立刻激动起来，哽咽着说：“你爸爸是我最好的战友，他是个好同志，优点很多，打仗很勇敢，会武术，能耍大刀……”

在讲到长征时，杨得志说：“你爸爸是长征中的英雄，强渡大渡河时，第一船九人，熊尚林带着；第二船九人，你爸爸带领。九加九是十八，应该是十八勇士，你爸爸应该算勇士。”

杨得志又说：“我还可以找到几位见证人。当时的二营营长叫陈正湘，他现在是北京军区副司令员。还有一位是武汉军区政委萧思明，当时是红一团侦察参谋。那天，勇士们渡河的渡口距离誓师出发地还有几百米的路程，我只带了几个人送他们出发，现场的情况别人不清楚。侦察参谋萧思明就在我身边，他可以证明！”

正在这时，济南军区老干部局杨局长来电话，征求杨得志对《孙继先同志生平》的意见，特别是他“亲自挑选并带领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夺取并控制了渡口阵地，掩护后续部队渡过了大渡河，为红军长征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评语是否准确。

杨得志回答道：“这样写很好，他亲自挑选并带领十七勇士渡河，这个情况是真实的，这样写，比写他是十八勇士评价还要高！”

随后，杨得志又深情地回忆起与孙继先一起战斗、工作的往事，从二万五千里长征，讲到在南京军事学院，又讲到在济南军区。他说：“‘文革’中，有人批判我，你爸爸出来说话保我，别人又去抓他。我说不要去抓孙继先，批我好了！”

孙东宁临别前，杨得志紧紧握住他的手说：“你爸爸在北京住院时，我去看他，我动员他，不要一个人在济南，赶紧回到北京来。他出院后，又到我家来看我，我们俩的手握在一起，很长很长时间。他的年龄比我小一点，身体原来比我好，没想到走得这么快……”说到这儿，杨得志已经泣不成声。由于病重住院，杨得志不能去济南参加孙继先的遗体告别仪式。他特委派儿子杨建华代表他前往济南，向老战友作最后的告别。

孙继先临终前，曾嘱咐家人：待他身后，把一部分骨灰撒在大渡河里，他要伴着大渡河的惊涛骇浪，向后人讲述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在这里创造的惊世传奇！

前些天，孙东宁为笔者找到一本1957年版《红旗飘飘》第二集。笔者惊奇地发现，在《大渡河畔英雄多》一文的结尾，杨得志请执笔人张重天清晰地写上了一段附记：

十八勇士一度被认为十七勇士，杨得志同志认为正确地说应该是十八勇士（其中包括营长孙继先同志）。文中叙述经过，由于写时离开事情发生时间较长，故虽然竭力回忆，恐个别地方仍有错误，请熟悉当时情况的同志指正。

手捧陈旧泛黄、印迹斑斑的原版图书，细读《大渡河畔英雄多》，一种崇敬之情在笔者心中油然而生——杨得志襟怀坦荡，他唯真唯实的崇高品质令人肃然起敬！

《党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