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小长假的第二天，饱受诟病的游客不文明行为，再次引发网友声讨。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前出师表》石刻，被一名游客恶意刻字“路培国一游”，并刻明时间，显示为2015年4月30日。此事在网上引起关注，散打艺术家李伯清也发微博谴责这种不文明的行为，并举报：这个叫“路培国”的，三年前曾在杨升庵的《临江仙》上题字，这次敢来武侯祠撒野，这是犯罪！（《华西都市报》5月3日）

“路培国一游”接连出现，在不同地点不同文物载体上刻字，这种破坏公共设施的行为，其性质可谓严重。前不久，国家旅游局依法制订了《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意味着旅游行业的“黑名单”制度得到正式实施。无论刻在石刻上的字，是“路培国”本人的名字，还是假借于他人之名的恶搞，在实施旅游新政以约束旅客行为的大背景下，“路培国”的行为无疑于公然挑衅。自然，对如何发挥“黑名单”制度的作用，也提出了现实性挑战。

将旅游不文明行为纳入诚信体系，难在破解“执法难”的瓶颈，既涉及到谁来收集信息，又涉及到如何收集信息。依照该办法第三条规定，县、地（市）、省级旅游主管部门负责本区域内的“游客不文明行为”采集报送等工作。然而不文明行为如何收集，如何上报，谁来收集和谁来上报，却没有具体的指引。为此，国家旅游局发布的《旅行社行前说明服务规范》《导游领队引导文明旅游规范》两项旅游业行业标准，赋予了导游、领队将举报游客不文明行为的权利，不过囿于各种因素，这种途径和渠道其实并不可靠，也无以做到应举报而尽举报。

“路培国一游”的刻字行为之所以频繁发生，跟其行为没有被及时发现并受到处理有直接关系。其行为没有风险，实施者自然就无所顾忌。发现、制止和处罚不文明行为，首先是要基于信息的反馈之上，如果离开了社会其他成员的参与，单纯依靠公共管理部门的力量，难免会陷入顾此失彼的困境中。“路培国一游”考验旅游新政效力，一方面要让“黑名单”真正发挥作用，而不能成为摆设。这需要旅游主管部门在充分发挥自身作用的基础上，做好与其他部门的沟通，实现信息的共享与共用。比如对于路培国的真实性，可以先查询购票记录，再与公安人口登记网络进行核实，并调取各种视频进行核对，以尽快让始作俑者显露真容。

另一方面，则要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提倡人人都要扮演好信息反馈者、举报者的角色。相关部门不妨像食品安全举报一样，设立相应的举报奖励机制，提倡和鼓动社会参与，让“随手拍”成为公众监督的有效方式，并以此培育全民共治的良好环境。当每个人都能扮演“执法者”的角色之后，“执法难”的困局才会破解，“知法犯法”的行为才会少点。虽然“随手拍”的合法性广受质疑，然而通过一些地方交通和不文明整治的效果来看，依靠社会力量的参与，形成合力并达到“共治”当为优先方向。

在国外，不文明行为往往会受到严厉的处罚，德国对于不文明行为的罚款明码标价且标准不低；在美国，乱扔杂物不仅是一种不文明行为，而且还是违法行为，严重者甚至要服刑；日本对乱倒垃圾者处罚非常严厉。最严厉的是处5年以下拘役、罚款1000万日元以下。相比较而言，我们对于不文明行为的处理，相仅仅是停留在道德的层面，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使得围绕道德的一切制度设计，都因为过于宽泛而很难发挥作用。从这一点来说，要解决“到此一游”等诸多不文明现象，提升公共管理能力与水平已迫在眉睫。（堂吉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