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过劳死”上升为法律概念

过度加班、精神压力大、饮食不规律、通宵熬夜……各种不良因素正在不断透支现代人的健康。从淘宝卖家通宵熬夜导致“过劳死”，到几天前的36岁清华IT硕士张斌被人发现猝死在厕所马桶上，越来越年轻化的“过劳死”悲剧给公众敲响了警钟。近日曝光的考勤记录显示，张斌生前两个月曾连续多日加班到凌晨，且周末基本无休。

猝死，是一个让人惶恐的字眼。每每发生这样的事情，难免让人扼腕唏嘘，尤其是风华正茂的年纪，却一夜间与家人阴阳相隔，一切戛然而止。面对发生在身边的“过劳死”，旁观者难免会下意识地反思自己的工作、生活方式，却无奈地发现，实际上太多的人都曾像张斌一样，累并坚持着，亚健康地生存成了生活的常态。一项对100名分属于20个行业的“80后上班族”所作的随机调查显示：60%的人“经常加班”，10%的人“偶尔加班”，加班者中月平均加班超过20个小时的多达65%。事实上，长期熬夜加班的现象不是IT业独有，广告、媒体、金融等行业也没有幸免，与以往“过劳”的印象不一样，如今的高风险领域已经由体力劳动者转向脑力劳动者。在这些行业里几乎没有人会逼着你加班，但是为了完成工作量，为了养家糊口的薪水，还有息息相关的升迁、职业发展，加班成为唯一选择项。在真正发生悲剧之前，大家都依仗着年轻挥霍身体本钱，直到长期疲劳最终扯断生命之弦，再也恢复不了原有的弹性。

在我国，“过劳死”既非临床医学概念，也非法律概念，仍停留在社会学概念。“过劳死”发生的高危人群，其工作强度之大远远超过人自身的承受能力，严重透支了自身的体能与脑力，心脑会因此骤然停止工作，结果表现为猝死，而猝死的死亡原因被认为是最主要的器官发生了严重的疾病，疾病慢性而潜伏地进行，毫无征兆地发作。另一方面，我国法律中也并没有“过劳死”的概念。针对频繁加班猝死的情况，目前也没有相应的救济制度，只是在《工伤保险条例》中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这意味着，若长期疲劳导致在睡梦中猝死，则不属于工伤的认定范围。尽管我国劳动法第41条明确规定了加班的时间，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但在现实中用人单位在追求效益时，往往只是从工作的角度出发，而忽视了劳动者的身体健康，不论是绩效激励还是升迁许诺，都不过是不同形式的追求效益。因此，我们需要关注的不仅是猝死事件本身，还要从制度方面去考虑如何使劳动法有关规定真正得以落实。

如何平衡工作与生活在我国还得不到足够重视。这不仅仅是指个体的重视，在繁重的工作、极强的竞争之下，个体甚至谈不上选择的权利，因为捆绑在职业之上的压力太多，经常身不由己。不可否认，“过劳死”的出现有着很强的社会属性，包括社会的劳动文化、收入水平、社会保障等，因此更重要的是制度构建上的重视。毕竟劳资关系终究是一对矛盾的关系，这对矛盾一方面要求企业自律，尊重法律，从创新、组织力、工作流程、技术积累、战略等方面挖掘潜力，而不是将延长人员工作时间作为唯一的战斗力。另一方面更加需要社会第三方力量来进行监督，那就是必须不断完善劳动法和加强集体谈判力度。同时，推动“过劳死”上升为法律概念，以保障劳动者权利、规范企业责任，也未尝不是一种方法。(洪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