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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鲁班庙”与“锦灰堆”

发布时间:2015-04-25 08:07  金山网 www.jsw.com.cn 【字体:放大 缩小 默认

 

香港鲁班先师庙外观 司徒一凡 摄

“鲁班庙”在香港现存并不多

位于香港西环青莲台的“鲁班先师庙”,建于清光绪十年(1884年),至今已有130多年的历史。这座被特区政府列为“一级历史建筑物”(相当于内地的“文物保护单位”)的庙宇,其规模虽然不大,但建筑内外却有26幅壁画,是港岛华人庙宇中壁画数量最多者。

仔细察看正门上方的11幅壁画,发现部分有“逵南”或“关逵南”的署名,应是画师的姓名;另见有“戊辰年”字样,当为画作完成的年份,与鲁班庙于1928年曾经重修亦相吻合。唯正门牌匾“鲁”字上方的那幅壁画,显得与众不同:但见画中有10余件残缺不全的书籍、信笺、纸条随意散落、叠放,其中更有民国戊辰年(1928年)重修庙宇的承建商“钟照记”之名。此画的落款有“重修于民(国)乙卯仲夏”字样及画师“谢青云”的署名。经查,民国乙卯年应为1915年或1975年。因“钟照记”是1928年重修时的承建商,故该画做应该是1975年绘制的。将承建商名号巧妙地置于壁画中做宣传(或许这可算是当年的“植入式”广告),此举当然很聪明,但事情远非这么简单,这幅壁画所采用的绘画形式竟然是曾经风行一时的“锦灰堆”!它在香港现存的历史建筑中并不多见,由此见证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在香港的传承和光大。

“锦灰堆”引发“废墟”情结

有资料显示,“锦灰堆”一词最早出自元代钱选的《锦灰堆》图卷,图中有文曰:“世间弃物,余所不弃,笔之于图,消引日月”。受其影响,历代不少文人画家纷纷创作“锦灰堆”画幅,后来在陶瓷装饰中也渐成风尚,甚至出现于建筑的门扇、屏风等内外装修图案中。“锦灰堆”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中叶曾广为流行,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达到鼎盛。当时,上海各大公司的书画部皆售卖“锦灰堆”作品,供收藏者选购,其中公认的高手是画家郑达甫。

据《镇海县志·人物传》记载,郑达甫(1891-1956年),镇海浦镇人,他“家贫少孤,在家乡小学任教,性喜绘画,尤擅临摹。”20余岁时到慈溪一店铺司账,后来到上海,靠卖画为生。

当时上海有个叫杨渭泉的福建商人,好笔墨而不善画。他结识郑达甫后,便力邀郑留在杨家,专门为其代笔作画。而郑此时因生活窘迫,有人邀他代笔,正可聊解贫困,也就欣然接受。郑达甫书兼各体,仿于右任尤其逼真,画则长于工笔,“锦灰堆”恰可展其所长。

有了稳定的代笔人,精于谋划的杨渭泉便刊登广告推销“锦灰堆”。每幅画出售所得利润,杨、郑两人六四分账,郑达甫另需自费购买笔墨颜料等。这种奇特的合伙生意竟维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杨渭泉一直坐享名利,后因战乱导致失去客源而终止。据说目前所见落款为“古闽杨渭泉”的“锦灰堆”画作,皆出自郑达甫手笔。

新中国成立后,这段隐秘的代笔史遭人揭发,郑达甫所绘的“锦灰堆”因此应邀参加全国第2届美术展览,并首次署上了自己的名字。他后来还被上海市文史馆聘为馆员,受到应有的尊重。

“锦灰堆”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中国流行并非偶然,而是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审美理念以及视觉经验等有直接的关系。在那个年代,国土屡遭列强入侵,珍贵文物毁于战火。于是,“锦灰堆”画作,不仅引发了人们心中的“废墟”情结,亦见证了中国社会发生的剧变,同时也成为历史的真实写照。

表现形式与西方拼贴画相似

由于“锦灰堆”的表现形式与20世纪初期西方现代艺术中的拼贴画(Collage)极为相似,故也有人认为西方的拼贴画源于中国。仅就画作内容来说,拼贴画是以各种实物剪裁后拼贴成画面,而“锦灰堆”中的图像则完全是手绘的,两者在材质及制作手法上有明显的区别。

“锦灰堆”图案描绘极为细致,大多是用工笔手法对实物的直接写生,追求形似与逼真。它要求画者多才多艺,既擅书各种字体、精通不同画法,又熟知各种碑拓、青铜器造型,还能篆刻各种印章。此外,其布局奇特,看似杂乱无章,实则井然有序,不单有中国画的疏密聚散、浓淡干湿,更需相互映衬才能做到件件逼真。一般完成一件作品要两三个月,复杂的作品甚至需要1年。“颠倒横斜任意铺,半页仍存半页无。莫道几幅残缺处,描来不易得相符。”正是对“锦灰堆”创作的真实写照。

因绘制困难且耗费时间,所以“锦灰堆”在发展了几百年后逐渐没落,在当今中国书画界已难觅踪影,几成绝唱。为保护这种源远流长的传统绘画技艺,我国有关专家、学者已成立专门研究机构,挖掘、整理有关历史资料,并举办书画展览进行宣传推广。同时开始着手为“锦灰堆”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希望通过建立“锦灰堆”艺术馆、进行学术交流、培养传承人才、出版专著、开发相关工艺制品等方式,使“锦灰堆”艺术得以延续并发扬光大。

来源:人民政协报 作者: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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