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月16日下午，上海一家茶楼。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庄启东、陈君治，决定办一个主要刊登左翼和进步作家作品的文艺刊物，商定由庄启东去找寻书店接洽出版。恰巧，有位叫高鹏天的商人刚刚将曾出版过丁玲主编的《北斗》的湖风书店盘过来，更名为春光书店，因春光书店经销的图书内容与原湖风书店不同，高老板急于将湖风书店的存书全部推销出去。庄启东听说后，立即赶到书店，劝说他办一个刊物，利用刊物可登书籍广告，推销存书。1934年3月1日，由庄启东、陈君治编辑，上海春光书店出版发行，封面设计别具一格，近200页的大型文艺刊物《春光》月刊呈现在了读者面前。

是刊设有文艺座谈、小说、剧本、创作月评等栏目。在创刊号“编辑后记”中，编者说：“本刊对于论文愿意给予别种刊物所未曾有的注意。”在《春光》中，文艺论文占有重要的位置。陈君治在创刊号上发表的《论朱湘》一文，对新月派诗人朱湘投黄浦江自杀一事进行评论。指出朱湘早期的诗，有“憎恨着他自身所处的社会”，“以一种热情的愤恨来对这社会表示奋争，诅咒它，并且反叛它”的一面，也指出“他的诅咒不过是作为他独自个人的叫喊，他的反叛只是一种孤高的英雄的性格的表现而已。所以，这是不能彻底的”。在第三期上，杜微发表了《论巴尔扎克》的长篇论文，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巴尔扎克的生活和创作进行了评论。

在《春光》上，还进行过一次影响较大的“中国目前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的讨论。先是郑伯奇先生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伟大的作品的要求》一短文，提出“中国近数十年发生过很多的伟大事变，为什么还没有产生一个伟大的作品”的问题。他认为，除了客观的原因外，“最要紧的是作家恢复以前的勇气”。这篇文章还未发表，就在编辑同仁间产生了不同意见，于是，庄启东在创刊号上发了“书启”，向作家和读者征求意见。第二期上，郑伯奇又写了《作家的勇气及其他》一文，对他前一篇文章的观点作了补充和发挥。第三期上，《春光》共刊登了郁达夫、徐懋庸、何家槐、艾思奇、夏征农等15人写的应征文章。这些文章，对中国文坛现状进行了评述，引起了文艺界人士的关注。

《春光》月刊十分注重发表新人新作、提拔青年作家，诚如编者在创刊号“编后记”中所说：“尽量容纳青年作家的作品，希望在青年作家们的创作中发现中国文艺的天才，本刊以培植他们的职责负在身上。”由于《春光》的编辑都很年轻，脑子里条条框框很少，对于文坛上有希望的新人的出现，总是从内心里感到欢欣雀跃。对此，鲁迅先生很关注并有好感，认同利用文学刊物培养锻炼一大批有希望的青年作家的做法。鲁迅先生热情支持《春光》，为他们想办法出主意，勉励、帮助他们把刊物办得更好。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常常提及《春光》，关心它的销路、读者的反应及反动派对它的态度等方面的情况，更加关心刊物在培养青年作者方面的情况，他曾强调指出：“应该造出大批的新战士”，希望在刊物上多发表青年作者的作品，要有我们自己的“工农兵作家”。有了鲁迅先生的鼓励，《春光》创刊以来，除刊登郁达夫、徐懋庸等大家的作品外，还以较多的篇幅刊载了任白戈、魏猛克的文艺座谈文章，何家槐、丘东平、蒋牧良、宋之、李辉英的小说，蒋本沂的剧本，许幸之、艾青、柳倩的诗等新兴作家的作品。艾青的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即在此刊首先发表。同时涌现出了丁玲、许幸之、丘东平、宋之的、沙汀、艾芜、夏征农、艾思奇、杜衡、艾淦、魏金枝等一大批青年作家，他们大多数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兴起以后开始文学创作的，给文坛带来了许多生气勃勃的作品，成为当时或后来有成就的著名作家。为了鼓励新作家，《春光》还组织了一些文艺短评，对新人新作加以评论。这些评论虽然不一定都很稳妥精当，却有一股子“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直率劲。

文学刊物办得好不好，办得有没有生气，不仅在于有没有发表好文章，还要看它是否培养了文学新人。《春光》善于发现文学人才、重视培养文学人才。很多文学新人，都是他们从作者的第一次来稿或第一篇作品中发现的。可惜的是，这样一册始终温暖着青年作家的《春光》，仅出至第3期，于1934年5月被国民党当局禁止而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