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起后，歌咏在前线与后方承担了很重的任务，音乐得到了普遍的认识，音乐事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独有音乐刊物方面，却正相反：非但没有发展，反而消沉了下去。江西的《音乐教育》停刊，上海的《音乐月刊》到第四期后便停止了，就是适应战时需要、由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于1937年创刊的《战歌》月刊，虽经努力支撑也中断了好久。

1939年11月，《音乐教育》原主编缪天瑞由重庆国立音乐院教授兼教务主任陈田鹤介绍，在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任编辑。到达时，遇上了刚由陕西省教育厅转来的从事音乐教育的江定仙，以及广西音乐戏剧馆音乐部副主任胡彦久。四人从未谋面，但彼此书信来往多年，见了面，大家都认为，要使音乐运动不断蓬勃地发展，必须对音乐事业作全面的发动。而音乐刊物正是整个音乐运动中一支生力军，没有它，音乐运动会失掉重要的推动力。于是，《乐风》于1940年1月15日在四人的努力下创刊了。

抗战初起前后，全国的抗战歌曲创作曾雨后春笋似的热闹过一阵，但以后却消沉下去了。学校与歌咏团体都感觉到合时的歌曲的缺乏。为此，《乐风》一创刊，便确立了自己的编辑方针：为着整个音乐创作的发展，大量地发表抗战创作歌曲。

着眼于学校和歌咏团演出上不同的方式，创刊号选定了多首乐曲：有陈田鸿创作的钢琴曲《血债》；贺绿汀根据时任重庆进步刊物《文摘》的副刊编辑端木蕻良的散文诗谱曲的独唱曲《嘉陵江上》，应尚能创作的齐唱兼独唱曲《拉纤行》，老舍作词、刘雪庵谱曲的齐唱曲《军民联歌》，以及江定仙先生根据田间先生的长诗而谱曲的四部合唱曲《为了祖国的缘故》等。

此外，创刊号上还刊登了多篇音乐创作评论与讨论、音乐教学技术的讲解和关于音乐教育的改进意见和方法等方面的文章。主要有陈立夫的评论文章《乐教之复兴》、常任侠的《西域琵琶束传源流考辨》、胡彦久的《乐器改良漫谈》、李抱忱的《战时全国中小学音乐教学情形调查摘要》、缪天瑞的《天然音阶的构成》、荣森的《鲁艺音乐系近况》、吴越荫的《最近上海界动态》、鲁之翰的《一年来乐坛回顾》等多篇文章。

《乐风》第一期一出刊，便受到许多学校、歌咏团体以及音乐会组织者的欢迎，一些歌曲在老百姓当中广泛传唱。附有钢琴伴奏的独唱艺术歌曲《嘉陵江上》更是一炮走红，成为众多音乐会的必唱曲目，迅速传遍了大后方的每一个角落。“那一天，敌人打到了我的村庄，我便失去了田舍、家和牛羊……我必须回到我的家乡，回到我生长的地方……”在重庆抗建堂和青年馆，这首铿锵有力的抗战歌曲演出了一场又一场。歌曲还被翻译成了英文，将抗战的精神流传到了国外。

在创刊号的封三上印有《乐风》第二期的内容预告，其中有马思聪的小提琴曲《思乡曲》、贺绿汀的《还我河山》、江定仙的《碧血》、黄源洛的《抗战到底歌》、陆华柏的《勇士歌》、应尚能的《国殇》等等。

然而，由于在创刊号上刊登了署名荣森(即唐荣牧、向隅)的报道有关延安的一篇《鲁艺音乐系近况》的稿件，就被当时的国民政府看做是编者的政治失误，《乐风》编辑部随即遭到改组，刊物也因此停刊一年之久，仅出了一期。

1941年3月，《乐风》复刊，主要内容还是配合抗战时期音乐教育的发展，刊登抗战歌曲，同时反映官方有关乐教的方针贯彻，组织一定数量的音乐活动信息报道以及知识辅导性的稿件。主要刊登的文章有：陈立夫的《乐教之复兴》和《中国音乐学会成立大会训词》，康讴的《推进社会教育的探讨》、李抱忱的《建国的乐教》，陈果夫的《音乐与习俗之关系》和熊乐忱的《到军队去》等。关于音乐作品也可分为两类，一是体现官方意志的，如康讴的《青年战歌》、李抱忱的《万年歌》、金律声的《拥护领袖歌》、刘雪庵的《民族至上》、杨荫浏的《精神改造歌》等；另一是音乐家的一般创作，如马思聪的《自由的号声》、李惟宁的《相见欢》、陈田鹤的合唱《江流七转》、歌曲《江城子》、贺绿汀的歌曲《中华儿女》、江定仙的《呦呦鹿鸣》，以及张达观的《战斗进行曲》、刘北茂的二胡曲《前进操》等。

然而，就是这样一册高奏抗日战歌的《乐风》，在《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以及其“补充本”中，却未见其记录。是当初的发行量少，还是其他原因，有待于方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