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运行压力过大导致婴儿安全岛关闭或者暂停，恰巧也说明婴儿安全岛的试点还不够。如果每个城市都有一个婴儿安全岛，一些试点的城市也不至于“难以承受之重”。

自2011年河北石家庄设立首个婴儿安全岛以来，全国多个城市先后设立了婴儿安全岛，但时间过去3年有余，一些城市，诸如广州、济南、厦门等地的婴儿安全岛已经处于关闭或暂停状态。总体来看，婴儿安全岛的运行并不顺利。

如今回看婴儿安全岛，它到底是纵容遗弃还是尊重生命，这些争论大致已有社会共识。现阶段如果我们改变不了遗弃这一行为，但至少可以改变弃婴的命运。与婴儿安全岛的实际价值相比，那些伦理争论似乎已显得过于“细枝末节”。

一些弃婴岛出现“井喷”，但这并非是普遍现象，地域不同，遗弃婴儿数量增加的比重也不相同。比如，广州、南京、厦门等地的婴儿安全岛开放后，遗弃婴儿一度出现“井喷”现象，但常德、贵阳、铜仁、太原等城市的婴儿安全岛则运行平稳，接收弃婴的数量保持在相对稳定状态。而设立首个婴儿安全岛的石家庄，当年也未曾出现弃婴暴增的情况。这说明，“弃婴安全岛”的存在，并没有诱使“不良父母”增多。而且，弃婴安全岛也明显提升了弃婴的救治比率。

既然大部分弃婴安全岛运行平稳，那么关闭或者暂停就未必是其必需的选择。相对来说，流动人口多的城市，弃婴安全岛的出现短时间内可能会“诱发”弃婴的数量暴增。弃婴暴增确实给福利院带来巨大压力，大量带有疾病或残疾的婴儿进入福利院，需要大量的医疗费用和精心的护理，这对福利院财力和人力都是巨大的挑战。同时，由于儿童福利院工作人员的待遇不高，工作人手常常处于紧缺状态。这些实际困难并非完全无法解决，与暂时无法改变遗弃行为相比，婴儿安全岛带给社会福利院的压力，至少可以从现实层面寻得解决之道，比如增加财政补贴，提高工作人员薪水待遇等。

我们不奢望一个婴儿安全岛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弃婴问题，但至少目前婴儿安全岛可以起到保护弃婴生存权利的作用。也正基于此，2013年7月，民政部有关负责人在谈及“各省确立1至2个弃婴岛试点”时明确表示：设立弃婴岛是基于生命至上、儿童权益优先等原则，与中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立法精神是一致的，与刑法打击弃婴犯罪并行不悖。因为运行压力过大导致婴儿安全岛关闭或者暂停，恰巧也说明婴儿安全岛的试点还不够。如果每个城市都有一个婴儿安全岛，退一步说，每一个中等和较大城市都有婴儿安全岛，一些试点城市的婴儿安全岛也不至于“难以承受之重”。

从一定程度上说，设立婴儿安全岛，这也是提供一种公共服务。在社会保障尚不完善的当下，对于弃婴来说，这样的“岛”算是一个兜底性的保障，它也体现了政府保护弃婴的责任担当。所以，婴儿安全岛应该尽可能成为城市里的标配，“负荷太重”导致暂停或关闭，这不该成为婴儿安全岛运行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