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弄，上海人称之为弄堂，是旧上海最普遍的住宅模式。“弄堂”的概念，其含义可以泛指江南或者北方历史街区中传统的小巷，北京称这样的小巷空间为胡同。

西津渡街的兴起是与水路运输码头分不开的，故早在开埠前便带有明显的商业特征。清末时期，西津渡成了租界，西方列强将租界变成了控制镇江及长江、运河流域的经济据点，这里洋行林立、店铺众多。这些店铺里、摊档上交流着南北杂货、东西特产、中外百货。扬子江汽笛声声，霓虹灯夜夜闪烁，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语与欧美语言交相斑驳……

据说，由于西津渡码头的转运，许多客商需要租赁房屋作为仓库、货栈，精明的上海人和外地人很快嗅到这样的商机，他们建造了许多房屋和建筑，“利泰坊”“吉瑞里”“德安里”“长安里”等上海式的里弄一一诞生。

我们住的小小弄堂，在当年母亲工厂的西南方，据说原是一家徐姓人家的公馆，长130多米，由40多幢三合院组合而成。弄堂四通八达，像兵营似的联立成行，并由行列组成网络，为了严加管理，对内联系自如，对外只有通过主弄才能到达小码头街。弄口设铁门，可以随时开关。临街通道弄口两屋之间设有过街楼，俗称“借天不借地”，楼上住人，专司管理启闭大门，楼下通行，可谓两全其美。晚间出外归来，进大门时，必须事先拉铃，以长短之声区别住户，守卫者在楼上窗口察看无误后方开启门户。青砖小瓦，山墙西面是一家医院。弄堂两侧，是一长排民居平房，由于年久失修，这些平房显得十分破败，墙上斑驳陆离。弄堂不宽，白天里，家家开着门，有人在门前洗菜吃饭，全然不顾人流车行，熙来攘往，一不小心摔倒滑倒，重重压在他们的饭桌上。到了晚上，户户闭门，集体将一室的温暖留给小屋，将冷清和寂寞，扔回给弄堂昏黄的路灯之下。

童年所住的西长安里，大多是双职工家庭。

夏天，遇到母亲上中班，家里没有大人，我们姐弟三人，早早吃过了晚饭，更觉大屋日光灯下，人影稀落。于是，便一起步行到母亲的工厂——镇江市农药厂，等候母亲中班后一起回家。那时，我们坐在一房间，在另一种日光灯下，等到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甚至三个小时，一直等到很晚，等到睡眼蒙眬，等到母亲端着脸盆，从尘土飞扬、气味难闻的车间走来。那时，眼睛真好，能够看到几百米以外的小小母亲。母亲下班，时间在十点半左右，但要在浴室洗涤全家的衣物，比别人要晚将近一个小时。经常是遇到同样系着围裙的阿姨，见我们幼小可怜，便会直嚷道“你们的妈妈呀，这个马大哈！”说着，走进车间或浴室，替我们喊母亲。那时，作为农药厂女工的母亲，上班下班，总是带着一只黑色的拎包。夏天时，人造革黑皮包里面，有着毛巾捂着的杯子，一只大搪瓷杯，里面，有着悠悠晃动的枣红的冷饮酸梅汤。经常是在将近深夜12点钟，我们才能等到母亲一起回家，一直到走进那条小小的弄堂，我们才能喝上杯中的冷饮。按照规定，厂里的冷饮是不能带回家的，只供职工在厂里饮用。

记得，在弄堂昏黄的路灯下，母亲无数次从黑包里端出白色大杯。我们姐弟三人，在六到十岁之间，人人踮起了脚尖，张开小嘴，杯中的清凉，汩汩而下，霎时间流遍了全身和全心。

母亲从小就是西津渡街上的“文艺角儿”，只要是听说哪天有“袁家小华”的演出，街坊们就“奔走相告”，这样的演绎在我和母亲的相处中经常能听到，唤她“小常宝”也堵不上她的嘴。一定是非常骄傲才会这样说一辈子，但也一定是非常的遗憾才要这样的说一辈子。母亲可能想过当演员，明确表示过想当工程师，乒乓球打败教练后一度被称为体育健将，应该还想过成为小说家——很小的时候我偷偷看过她几篇小说的开头……但梦想只是梦想，“推荐上大学”的名额最终没落在各方面都优秀的妈妈身上，她端了凳子在江边上流了一晚上眼泪，最终选择了自己的终身职业——到就近的农药厂当了工人。

因为父亲在外地工作，我童年记忆里绝大部分是母亲，细节里也大多是温暖：一听到“卖废铜烂铁”的吆喝声，妈妈就叫我爬到阁楼上找废品；和小朋友到山上采野枣吃，撕破了衣服到天黑不敢回家，妈妈请了邻居到云台上满山吆喝；三年级期末考试，妈妈买了一根冰棒在窗口摁下自行车铃声，我立即交了白卷冲出来……那时候，妈妈是山，在她觉得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却从没让我感受过一点艰难困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