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委常委、纪委书记黄先耀前日参加省政协分组讨论会时特别指出，不收敛、不收手的问题在广东也有存在。他举例，近期被调查的广州市政协原副主席潘胜燊，经调查在十八大后收了7笔钱，一共1700万元，其中5笔共1200万元是在万庆良案发后收受的，“这种情况还不止他一个”。

在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下，在把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列为查处重点后，一些人仍然不收敛、不收手，依然我行我素，甚至变本加厉，这恐怕是个带有一定共性的问题。在潘胜燊之前，有海南省原常务副省长谭力，在中央巡视组已经进驻海南时，他还肆无忌惮与老板们打高尔夫球；有安徽省政协原副主席韩先聪，在中央纪委对他宣布立案调查决定的当天，手机信息还显示其中午晚上各有一次饭局。而在黄先耀指出广东也存在不收敛、不收手的问题之前，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就曾感慨：“从最近查处的案件来看，有的人还不收敛、不收手，令人震惊。”

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这样的处境按说对腐败行为和腐败分子“很不妙”，为什么一些人还是不为所动，不收敛、不收手呢？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腐败分子一般是机会主义者，总是心怀侥幸。看到“老虎”落马，认为自己不过是一只小小的“苍蝇”，也许不会轮到自己头上；或者刚好相反，认为反腐不过是做做样子，打几只“苍蝇”而已，自己的“老虎”屁股谁敢摸？或者还认为，以中国之大，“老虎”、“苍蝇”之多，自己或为“老虎”或为“苍蝇”，应该不会就那么精准地打到自己身上。

但侥幸心理未必能解释所有的不收敛、不收手行为，因为机会主义者还有另一面，一些人在雷霆万钧的反腐形势下，或许更愿意选择“潜伏”而不是顶风作案。这当然并不表明他们从此就洗心革面，但“不敢腐”的氛围的确也赖此形成。在此大局中，少数人竟然不收敛、不收手，这使他们仿佛成为一种“异类”。对他们而言，“杀鸡”固然没有起到“儆猴”的作用，连“杀猴”也没有起到“儆鸡”的效果。近在眼前的万庆良案发之后，潘胜燊为什么还敢收受1200万元？个中原因，或许只有当事人心知肚明。王岐山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工作报告中指出，被立案审查的党员干部要写出忏悔录。那么，那些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被查处的人所写的忏悔录，就应有别样的价值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这两年查处的案件和巡视发现的问题看，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主要是在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还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少数人在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表明腐败活动并没有绝迹，为人们理解这一重大判断、理解反腐严峻复杂形势提供了生动素材。毫无疑问，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的人和事，是必须持续严厉查处的对象。因为不收敛、不收手，无论出于何种动机，在客观上都是一种故意对抗，这种行为不仅增加腐败存量，甚至可能成为腐败回潮的恶劣示范。而弄清楚为什么至今还有人不收敛、不收手，还有什么土壤让人不收敛、不收手，显然有利于推进反腐败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