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赵构

　　一

《病夫治国》说得不错，“任何一位医生都可以和医学专栏作家或历史学家一样，对更好地认识历史事件做出自己的贡献。”(324页)但倘若落实到中国古代史领域，问题却不乐观：“史学家大都不懂中医医理，而中医也不懂如何搜集和使用古代医学史料。”(王曾瑜《丝毫编》623页)然而，《病夫治国》大陆初版三十年后，一位有医学背景的史学博士，在导师启发她阅读该书之后，豁然憬悟：“病夫治国现象，在医疗条件相当发达的现代尚且如此，更何况医疗水平相对不高的宋代。”(第1页)于是，发愿在宋史领域完成对疾病史与政治史的交叉研究，便有了这部《宋代皇帝的疾病、医疗与政治》(下称《皇帝病》)。作者发挥了自身横跨医学、历史两大学科的专业优势，“除了利用中医学理论对宋代皇帝病症进行排比分析，还特别重视利用现代西医学的成就，如内科学、外科学、心理学、精神病学、医学免疫学、医学统计学等理论进行论析”(10页)，从皇帝的疾病联系到对政治的影响，为历史研究添加了一个解释层面，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尽管有了合适的研究者，史料仍是最大的考验。历代皇帝的疾病与医案，从来是宫禁顶级机密。宋高宗就曾下诏，凡是御用的汤药医方，“不许传录出外”。清代虽也如此，但宫廷医案基本存档，民国以后便渐为史家所用。反观宋代，不仅未见有皇家医案传世，甚至缺乏精准的记载，现有的片段也都附着于政治史料，而且往往讳饰失实。有鉴于此，著者通过对全部文献的搜罗考证，一网打尽了宋代君主的疾病史料，采取“倒过来做”的思路，即凭借政治史料的片言只语，再借助现代医理来反推或判断其病症真相。为了让研究拥有更坚实的基础与更广阔的视野，著者还统计了中国史上皇帝的寿命、疾病与死因，并据《宋史》立传人物统计出宋代上层男性的平均寿命。

　　二

《皇帝病》统计了有生卒可考的三百一十位中国皇帝，主要结论如下：其一，自杀与他杀等非疾病死亡的一百人，因病死亡的二百一十人，各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与三分之二。其二，在皇帝常见病中，排在首位的是中毒(包括丹药中毒、酒精中毒、春药中毒等)，脑血管疾病与精神疾病分列二三位。其三，不计自杀或他杀的一百位皇帝，病故皇帝的平均寿命接近四十八岁。其四，从平均寿命的朝代曲线来看，秦汉皇帝最低，仅三十四岁；隋唐逐步上升到四十四岁；宋辽金君主四十八岁，与历代皇帝寿命均值相当，达到第一高峰期；元明有所下降，甚至低于隋唐的均值；清代攀上了最高峰值，平均五十三岁。

总体而论，宋帝群体的个体素质与文化修养，在历代算是排位靠前的。但从疾病遗传学来说，上天对天水赵氏却并不眷宠。宋代皇帝的平均寿命为四十九点七六岁，明显低于当时上层男性的寿命均值六十四点四七岁。难怪有论者撰文时，取了个抓人眼球的标题——《被疾病拖垮的王朝：大宋》(《天下》2010年第三辑，李寻、李海洋)。

现代医学界定的疾病，不仅指有病理变化的器质性疾病，还包括与精神因素相关的功能性疾病，乃至在心理、智力、性格上失常的病症。在赵宋皇族的遗传基因中，脑血管疾病与精神性疾病是挥之不去的二竖。北宋真宗、仁宗、英宗与神宗，连续四代都有脑血管疾病的严重症状：中风引起言语蹇涩，失语不言，甚至不省人事。南宋高宗晚年也有脑血管疾病，虽然那在他当太上皇以后。宋光宗似乎也有类似症状。《皇帝病》认为，宋代皇族多属A型性格，其自责严苛、脾气急躁的个性最易导致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急躁性格也往往诱发血压升高，大大增加心脑血管病的发病几率(90、93页)。

在论及宋代君主精神性疾病时，《皇帝病》指出，自雍熙北伐失败，两宋诸帝先后恐辽、恐夏、恐金、恐蒙元，可谓一脉相承，既形成了心理定势，也影响到性格遗传，这与宋代皇帝的精神病主打恐惧症是互为因果的。但也有学者认为，狂躁症与忧郁症(即恐惧症)实为赵宋宗室精神性疾病的不同表现。狂躁症主要症状是“小不如意就狂怒异常，以致杀人放火。而且是间断发作，不发作时头脑清醒”(刘洪涛《从赵宋宗室的家族病释“烛影斧声”之谜》，《南开学报》1989年六期)。有一则史料也曾引发过笔者的联想。史载，宋太祖“惑一宫鬟，上朝晏，群臣有言，太祖悟，伺其酣寝刺杀之”。这种暴戾之举，与赵匡胤一贯为人大相悖逆，泄露出他身上也有狂躁杀人的隐性病灶。

作为印证，还有宋太宗长子赵元佐的“狂疾”。他突然听闻叔父赵廷美被其父迫害致死，“遂发狂，至以小过操挺刃伤侍人”，后一度好转，但有一次其父没让他出席重阳诸王宴，便“发忿被酒，夜纵火焚宫”。他在真宗朝病情稳定，活到了仁宗初年。考察太祖与太宗后裔，这种“狂疾”一再呈现显性状态：太祖之孙赵从谠“射杀亲事官”，禁闭别宅竟自刭而亡；太宗曾孙赵宗说也酷虐地“坑杀女仆”，闭锁幽死。

当然，在同一精神病者也会出现狂躁与抑郁交替发作的“双相障碍”。最明显的就是宋光宗，先是忧惧成疾，禅位后或嗔骂，或恸哭，竟至抡臂怒殴自己的皇后，显然属于狂躁症，最后成为“疯皇”。

除了困扰赵氏宗室的两大遗传病，宁宗与度宗的低智商也是心照不宣的宫廷秘密。宋宁宗有消化功能紊乱症，关注饮食宜忌自是人之常情，但怪诞之举却令人啼笑皆非。他用白纸为底、青纸为边，让人糊了两扇屏风，其上分书“少饮酒，怕吐”与“少食生冷，怕痛”。每次巡行后宫，就命两个小宦官各扛屏风前导开路，到达后正面竖好，有劝酒食者，就手指屏风示意。作为堂堂大国之君，竟不能应对金朝使者的入见礼仪，“阴使宦者代答”，其治国能力不言而喻。晚宋周密毫不客气认定，“宁宗不慧而讷于言”。《皇帝病》判断，“宋宁宗为鲁钝型精神发育迟滞，相当于轻度的精神发育不全”(53页)。

宋度宗是宋理宗的亲侄，《宋史》说他“资识内慧，七岁始言，言必合度”，完全是虚饰之言。据《癸辛杂识》，度宗出生后“手足皆软弱，至七岁始能言”，分明是发育不良，智力呆滞，长到七岁还不会说话，恰恰证明他的语言发育能力远比正常儿迟缓。但宋理宗绝后，为不让皇位转入远支宗室，竟伪称神人托梦：“此十年太平天子也。”宋度宗二十一岁立为皇太子，理宗为其创造了最好的教育条件，他也“终日手不释卷”，不可谓不用功。但每次请安时，理宗总问他日课，“答之是，则赐坐赐茶；否则为之反覆剖析；又不通，则继之以怒，明日须更覆讲”。玩味这段为尊者讳的记录，不难读出背后的事实：度宗的智商实在不敢恭维，致使其皇帝大伯子不得不“反覆剖析”，甚至“继之以怒”。《皇帝病》据“以其母贱，遂服坠胎之药”的史料，认为在围生期内，“许多药物都可导致胎儿精神发育迟滞”，度宗较之宁宗，“精神发育迟滞更为严重”(53页)。

在两宋诸帝中，宋高宗活到八十一岁，最称高寿。但建炎三年(1129)，他在扬州行宫白昼行床笫之欢，突接金军奔袭的战报，惊吓之下，立马阳痿，时年二十三岁。其后，他为恢复性功能而“垂意药石事”，服用御医王继先开出的仙灵脾(即淫羊藿)。研究者认为，该药方虽有补肾壮阳的“伟哥”性能，但“应有互不协调的成分，使高宗无药则不能行房，服药却不能生育”(王曾瑜《丝毫编》288页)。他碰上了循环性悖论：不重振雄风便不能生仔，要重振雄风则必须服药，但服药行房就无法生仔。性功能障碍与不育症伴困扰其终生，他终于绝了后。

《皇帝病》探讨了宋代君主的致病原因，归结为遗传因素、环境因素、生活方式、性格因素等。明人朱国祯说，“疾病多起于酒色，而帝王为尤甚。”在酒色诱惑前，宋代皇帝也多未有例外。

先说嗜酒。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故事与斧声烛影前夕的兄弟酣饮，都与嗜酒有关。宋真宗“饮量无敌”，爱以巨觥召绰号“李万回”的侍读拼酒。宋光宗为太子时，嗜酒癖好就名声在外，即位后更是“宫中宴饮，稍失节度”，李皇后也好这一口，宋宁宗的鲁钝或是受胎时酒精中毒所致。宋理宗“饮宴过度”，以致时人以“天地醉经纶”讥之。宋度宗“既立，耽于酒色”。

再说纵欲。宋仁宗亲政之初，尚、杨二美人有宠，每夜侍寝，“体为之弊”，“临朝则多羸形倦色”，完全打不起精神。他晚年中风，也与隆冬腊月宠幸宫婢时中了风寒有关，终至一病不起。宋哲宗二十五岁撒手人寰前，小便中旋下白物，御医诊断为“精液不禁，又多滑泄”。《皇帝病》认为，这种滑精症状“与其年少时过多亲近女色密切相关”(58页)。宋徽宗后宫妃嫔数以万计，还别有“性趣”，“五七日必御一处女”，他禅位后放出的宫女竟多达六千余人。宋高宗“好色如父”，还道貌岸然声称“性不喜与妇人久处”。扬州之变后，他倚赖壮阳药继续纵情声色。直到做了太上皇，还召入孙女级的美女供其泄欲。他死后，一次就放出四十九人。宋理宗沉迷女色，对宫嫔“泛赐无节”，晚年为满足色欲，还把官妓召入宫中。在东宫时，宋度宗便“以好内闻”，凡“御幸”的宫嫔，按宋制次日就应登录谢恩，他即位后，居然“谢恩者一日三十余人”，纵欲之甚，怕也破了纪录。

纵观宋帝的症状与病因，凸显出君主专制的非人性，也即黄宗羲所激烈抨击的：“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

　　三

除了禅让、政变或易代，君主专制具有终身制与世袭制两大特点，而君权的独一无二规定了皇帝实行一人的独裁，即所谓“乾纲独断”、“在予一人”。君主政体的命运必然是一人决定天下治乱，也就难怪其治下臣民总期盼能遇上圣君明主。然而，在世袭制下，圣君明主首先可遇而不可求，即便有幸遇上，也难保终其一生的任何决策都是伟大、英明与正确的。倘若结合疾病的论题，不仅君主个人的思想、气质、才略与能力，他本身的心理、性格、健康与智力，也都关系其帝国的安危兴衰，决定其子民的休戚祸福。终身制与世袭制命定了君权的不可分割与不可转让，但由于君主的健康原因，君权异化的历史困局却一再重现。皇帝疾病时的君权异化，主要表现为病夫治国、后妃干政、近幸得势、权臣擅朝、传承危机等乱象，而且往往诸症并发。最著名的就是白痴晋惠帝与悍后贾南风胡作非为，新老外戚争权，激成“八王之乱”，西晋短命而终，天下生灵涂炭。宋帝疾病的负面影响虽未如此之甚，但仍具有君主专政的共性，各种症状如出一辙。

其一，病夫治国。

自天禧三年(1019)起，宋真宗数度中风，几至“不豫”(皇帝病危专用词)。临死那年，再次中风，宰相无奈朝见于寝殿，他已失语，对上奏只能“颔首数四”，表示赞同。仁宗、英宗与神宗的晚年，这种因严重中风而不能理政的局面一再重演。而宋神宗对西夏仓促用兵终致惨败，与其“切于求治”而“速致太平”的急躁性格也是息息相关的。哲宗晚年，“疾势未退”，“脉气微弱”，竟至不能正常会见宰执与接待辽使。

南宋中期后，迂劣之君接二连三，因病误国几成常态。宋光宗以精神病者而君临天下达两年半之久，昏政不断，乱局频现。他召回了初政时亲自放逐的“大恶近习”陈源，发还抄没的家产，让其重当宦官班头。自发病后，他怀疑宗戚大臣的讣报都在诓骗自己，四川统帅死了半年，他认定还活着而拒绝派新帅。宋光宗疑惧与妄想太上皇宋孝宗要废黜或加害于他，拒绝前往朝见，一再酿成过宫风波。太上皇去世，他作为儿子竟拒绝出主大丧，酿成人伦闹剧。

作为唯一的皇二代，宋宁宗理所当然地承继皇统，史官说他“临朝渊默寡言，于事少所可否”，行事堪称痴騃。他明知东宫老师陈傅良是好人，问今何在，权臣韩侂胄唯恐其起用，托言“台谏曾论其心术不正”，他便不复召用。殿前司属官华岳反对史弥远专政，逮捕入狱，拟定斩首。复奏时，宁宗久闻其直名，想贷他一命，史弥远奏称“那就与减一等”，宁宗不知斩首减一等是杖毙，竟表示同意。史弥远上下其手，将华岳活活杖死。

其二，后妃干政。

祖宗家法对宋代后妃乱政有防范作用，但君主身染顽疾，却为其开启方便之门。宋真宗后期深为脑血管病所苦，刘皇后警悟干练，趁机“预政于内”。他让皇太子协理朝政，却依旧“事皆决于后，中外以为忧”。宋真宗死后，刘皇后干脆走向前台，以皇太后临朝达十二年之久。

宋光宗患上精神病，也给李皇后乱政开了绿灯。她不仅让家庙逾制，“卫兵多于太庙”，还大肆推恩，连娘家门客都补了官。李皇后还挑唆光宗与太上皇的关系，为过宫事件推波助澜。如果说刘皇后预政，后人还不乏好评，悍后李凤娘干政则让绍熙稗政雪上加霜。

宋宁宗先天颟顸，杨皇后与史弥远遂得以内外呼应，策划政变。她代拟御笔，拘押了大臣韩侂胄。宋宁宗得知消息，打算追回侂胄，她以死威胁，迫令就范。杨皇后在诛韩中起了关键的作用，也导致了史弥远的长期专政。

宋度宗沉溺酒色而不问朝政，与宋宁宗相比一蟹不如一蟹。他宠幸一大批嫔妃，昭仪王秋儿最受亲近，“批答画闻”，“皆出其手”，连批答文书的大权也拱手交出。

其三，近幸得势。

北宋徽宗，南宋高宗、孝宗、光宗与理宗，都有近幸弄臣恃恩获宠，而高宗朝的城狐社鼠尤其猖獗，与其寡人之疾大有干系。他自扬州惊变，性病便成心病。约此前后，世代为医的王继先成为御用医官，他“喜谄佞，善亵狎”，不久就以“用药有功”、“实有奇效”而让龙心大悦，其拿手戏无非为这位好色之君配制壮阳药。服药以后，宫闱勾当自然少不得贴身内侍，宦官张去为也因缘际会，大获高宗的青睐。秦桧欲擅权而未固宠时，还要巴结王继先在高宗左右打点。史称：

继先遭遇绍兴中，富与贵冠绝人臣，诸路大帅承顺下风，莫敢侔。其权势之盛与秦桧相埒，张去为以下尤不足道。而通关节，肆诛求，强夺妇女，侵渔财利，则桧所未尝为也。

当时人说，宋高宗把国事托付秦桧，家事托付张去为，身子托付王继先。绍兴和议前，有御史弹劾王继先与秦桧，宋高宗力挺道：“秦桧，国之司命；继先，朕之司命。”有了这把保护伞，他更无所忌惮，“中外之士莫敢议者三十年”。

其四，权臣擅朝。

自宋徽宗后，宋朝逐渐转向内在。南宋四大权相，秦桧另作别论，其他三人终成不可撼动之势，都与皇帝的疾病密不可分。宋宁宗材质迂痴，胶柱鼓瑟地认定“台谏者公论自出”，还自诩这是“法祖宗”。他认识不到，台谏如受操纵，公朝执法也会沦为私门吠犬。韩侂胄掂出他的斤两，在与赵汝愚的党争中，“首借台谏以钳制上下”，对他必谓“台谏公论，不可不听”。宋宁宗不识贤愚，莫辨正邪，支持韩党，打击赵汝愚、朱熹等正直的士大夫群体，放任韩侂胄一手锻铸了庆元党禁。宋宁宗如此资质，却还经常绕过决策程序，内出御笔，乱下指挥，其后不久，御笔也落为韩侂胄的囊中之物。凭借着私用台谏与假借御笔，韩侂胄顺畅地走通了权臣之路。

其后，韩侂胄草率北伐，终致大败，朝臣史弥远与内廷杨皇后联手诛韩。宋宁宗不仅没有抓住契机，收回权柄，反而“一侂胄死，一侂胄生”，硬是以自己的驽钝无能目送史弥远再坐权相的交椅。在韩与史先后专权的三十年里，他对权臣唯唯诺诺，对朝政无所可否，“大臣进拟，不过画可”。可以断言，“南宋灭亡的种种症状，早在宋宁宗后期就基本具备了”(拙著《宋光宗宋宁宗》)。

宋理宗晚年，贾似道虽已崛起，但未成权相之势。度宗即位后，为抬高身价，要挟朝廷，贾似道一边撂下挑子返回故里，一边教唆亲信谎报蒙古大军南下。宋度宗弱智低能，大惊失色，亲笔草诏，恳请他回朝主政，将军国大事一股脑儿交其处分。贾似道入朝，度宗不顾人君之尊，竟向其答拜，还呼其“师相”以示尊崇。其后，贾似道一再故伎重演而屡试不爽，度宗甚至哭泣流涕，下拜挽留，权相之位终于不可动摇。权相贾似道与愚君宋度宗的关系，完全是韩侂胄、史弥远与宋宁宗关系的升级版。

其五，传承危局。

家天下是君主制的本质，世袭制则是确保家天下的前提。然而，至高无上的皇位，自君主制形成以来，始终是各种力量逐鹿问鼎的禁脔。宋代汲取了前代教训，确立了祖宗家法，有效防范大臣、武将、女后、外戚、宗室、宦官等各种势力的专权独裁。然而，前文已述，在皇帝缠绵病榻时，祖宗家法往往形同虚设。而皇帝病危淹滞之际，由于君主自身原因，加上权臣与女后的干预，也会催生皇位危机。

君权的巨大诱惑，让宋代多位皇帝即便痼疾缠身，依旧死不放手。宋英宗直到病重失语时，对请立皇子的臣下奏议，仍然老大不快。弥留之际，重臣韩琦递上纸笔，请“早立皇太子，以安众心”，这才写下“立大王为皇太子”。韩琦请他亲笔注明名字，他吃力添加了“颍王顼”三字。唯恐变生不测，韩琦提醒赵顼“朝夕勿离上左右”，皇位这才顺利传给了宋神宗赵顼。

宋哲宗晚年夙疴不起，他明明没有儿子，却始终不立储君。撒手人寰后，向太后听政断事，确定在神宗诸子中遴选新君。她否定了宰相章惇先后提出的两个人选，认为端王最合适，章惇以为端王轻佻，不宜君天下。太后强调先帝就是让他继位，究竟是哲宗遗言，还是她自作主张，也就不得而知。于是端王继位，他就是将北宋王朝推向靖康之变的宋徽宗。

绍熙末年，宋光宗的精神病越发厉害，宰相奏请立储，他先是斥骂“储位一建，就会取代我”，继而御批“历事岁久，念欲退闲”，却不表态究竟立储，还是禅位，令宰执无所适从。太上皇驾崩，他拒绝出主大丧，政局变乱迫在眉睫。万不得已，在太皇太后吴氏(宋高宗皇后)赞同下，才拥立了宋宁宗。为了遮丑，还将这次皇位传承危机标榜成“绍熙内禅”。

在位君主宿疾在身仍不立储，自然容易伏下传位危机，但即便预立了储君，在老皇帝淹病滞疾之际，皇位之争仍会在内廷外朝暗流涌动。宋太宗在高梁河之战中箭染疾年年必发，至道元年(995)更见严重，为防诸子日后争位，便册立第三子赵元侃为皇太子。两年后，太宗病危，李皇后打算谋立其长子赵元佐(即前文论及的精神病患者)，宦官王继恩与外朝参知政事李昌龄、翰林学士胡旦结成了拥立赵元佐的联盟，有意隔开皇太子与宋太宗。重臣吕端入宫探疾，见太子不在，便密派亲信让他即刻进宫。太宗撒手，李皇后主张“立嗣以长，顺理成章”，吕端反驳道：“先帝立太子，正为今天。岂容另有异议！”在吕端的坚持下，奉皇太子登位，他就是宋真宗。

宋神宗病笃，其同母弟雍王赵颢有觊觎皇位的迹象，与异母弟曹王赵頵经常出入宫禁，甚至要求留宿大内。神宗“疾不能言，但怒目之而已”。宰相王珪、蔡确与朝臣邢恕也与二王暗通声气。宋神宗忧虑长子年仅十岁，担心身后“皇位须得长君继为之”，尽管打算自立皇太子，却已说不出话，写不成文。临死前四天，宰执在病榻前奏立其长子为皇太子(即宋哲宗)，他只能“闻言首肯泣下”。这才使夺位之战大局砥定。

北宋重臣恪守祖宗家法，多次化解了皇位危机。及至南宋，权相替代重臣，传承危局在中后期一再重现。而宋宁宗病危之际，权相史弥远李代桃僵，最让人扼腕叹息。宋宁宗膝下无子，晚年立太祖十世孙赵竑为皇子，自以为就算完成了国本大计。他的昏昧在于，分不清皇子与皇太子的根本区别：皇太子是唯一的皇位继承人，而皇子不是唯一的，未必就是当然的储君。得知赵竑不满自己专断朝政，史弥远别有用心提议为宁宗已故堂弟沂王立嗣，推荐了太祖另一位十世孙贵诚。眼看宋宁宗病得危在旦夕，史弥远矫诏改立贵诚同为皇子，赐名赵昀，让他的地位与赵竑在伯仲之间。然后，一边宣召赵昀入宫，一边胁迫宁宗杨皇后配合其废立。安排停当，这才宣赵竑上朝，听预先炮制的“遗诏”，宣布赵昀即皇帝位，他就是宋理宗。史弥远从此完全拿捏住新君，继续做稳他的权相，继而赵竑遭迫害致死，南宋历史进一步跌入了深渊。

史弥远利用宋宁宗智力驽骀，出于一己的权欲，将其玩弄于股掌之间，甚至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偷梁换柱，变易储君。就皇帝疾病影响政局而言，这也许是两宋史上最怵目惊心的案例，而凸显的却是君主专制与生俱来的制度弊病。这一先天弊病的症结在于，既然君主专制的历史命运最终取决于君主一人，当这“在予一人”沉疴不起，王朝的前途就可能岌岌乎危哉！

　　四

在《政治秩序的起源》里，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指出：倘以现代政治学而论，“政治问责给制度的适应性变迁提供了一个和平的路径”。然而，在他看来，“在王朝阶段，中国的政治体系始终无法解决一个问题，即‘坏皇帝’的问题”(转引自刘瑜《重新带回国家》，2014年7月13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对他的“坏皇帝”概念，不妨作广义的理解，即既指政治品质，也指治国才能，当然，还指本文重点讨论的健康状况。他以为，中国政治传统始终是“国家能力过强”而“政治问责不足”。结合中国史上的君主政体来说，也就意味着皇帝所代表的君权掌控着超强的国家能力，但对其政治问责机制却明显薄弱。平心而论，在王朝阶段，宋朝的问责机制也许堪称完善。但这种相对完善的问责机制毕竟受制于君主专制政体，一旦出现了“坏皇帝”，问责机制也往往一筹莫展。

仍举宋光宗为例，他以精神病患者君临天下，危象频生，乱局已成，朝臣叶适建议宰相留正“播告”皇帝病状，免得“臣下轻议君父”，留正回答：“上实有疾，然讳言疾，日御朝自如，兹所以为疾也。且人臣无自以疾名上身之理。”这番话揭示了君主专制荒谬绝伦的那一侧面：有病的“坏皇帝”倘若讳疾忌医，而且感觉良好，自以为是没病的“好皇帝”；人臣也就绝无说出“皇帝有病”的道理，惟有共演一出中国版的“皇帝的新衣”。叶适问责宰相，蕴含了宋代制度的合理成分；但留正不敢也不可能最终彻底问责“坏皇帝”，却代表了君主专制下最真实的臣民心态，这种心态正是专制政体的必然产物。归根结底，之所以会出现有病的“坏皇帝”，症结就在于，集世袭制与终身制于一体的君主专制本身就是一个有病的体制，是应该被历史淘汰的坏体制。

《皇帝病》提及一个概念，即“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207页)。这一制度，说到底，就是对上级长官而不是对下属百姓负责，对皇帝而不是对全体国民负责。在这种体制下，百姓与国民也就只能寄希望于皇帝与长官，期盼他们既英明又健康。

即便君主专制已从历史前台退隐，民主制度沛然成为时代主流，但国家领导人的身体健康与精神状况仍然事关国家权力的正常运作，依旧是现代公民关注的大事。《病夫治国》指出：“对国家领导人身体和精神状况的研究不再只是一种好奇心，一种公民或哲学利益的表现，这一研究成为所有公民的合法自卫问题。”所谓“所有公民的合法自卫”，就是指他们对领导人应该拥有其健康知情权，以彻底杜绝“病夫治国”现象的重演与失控。惟其如此，该书作者提出了“健康监督”的命题：“在执政过程中所应该实行的健康监督乃是议会监督的正常发展，目的是尽可能地避免民主制度的混乱及其向专制形式或多或少的偏离”，对公民来说，“经常显得不足的政治报导应该由健康报导来补充”(3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