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深知，身负“独裁者二世”及“外来政权”双重原罪，若不行宪政，即使他比任何一个民主社会的政客更亲民，更公正廉明，要在身后留下一个守成的独裁者的名声都极难。

来源：《文史精华》2013年第3期

作者：周军

蒋经国逝世已经25载，这位被称为“台湾威权政治的终结者，民主体制奠基人”的名字，25年前，或许不曾像现在这样被两岸人士频繁提起。

盘点蒋经国的政治遗产，在人们心目中，可能有更多人不解，纵使岛内蓝绿对抗如此两极化，蒋经国为何在民意调查中，始终是排名第一的领袖人物?他何以能备受台湾民众肯定?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风烛残年佝偻着坐在轮椅中，受多年糖尿病折磨、脸浮肿得不成样子的蒋经国，已不能亲自宣读“总统”致辞，只能听着秘书长何宜武代读。突然，台下有“国大代表”扯起白色横幅冲着他大声抗议，然后是更多人响应起哄。他从没想到，重申推进民主改革决心的“总统致辞”，得到的回应，竟然是台下急不可耐的民主人士喧哗。在被手下拥离主席台前，他孤寂无力的双眼朝着喧哗嘈杂的方向停留片刻，说不出一句话，缓缓扭过头去，满脸的落寞茫然。

这是在岛上拥有绝对权威的蒋经国留给世界的最后一个镜头。时间定格在1987年12月25日的“行宪纪念”大会。19天后，他告别人世。

他刚刚拔出关着民主的魔瓶的塞子，就戏剧性地目睹了专制强力统治下的井然有序到民主之初的喧哗沸腾，领略了民主时代人们对旧权威的不知感恩和不屑一顾。这是日后台湾社会场景的第一次预演，历史为他安排的这次彩排，蒋经国茫然无以应对，无人知晓他那一刻心中的感受，无人知晓他是否担心身后的评价。

　　一

1970年4月24日，美国当地时间中午12时10分，时任台湾“行政院副院长”的蒋经国在严密护送下抵达纽约广场大饭店，在这里四楼等着他的是“东亚——美国工商协会”的一场午宴和饭店外几十个举着横幅的“台独”分子——对这类稀稀拉拉的抗议，见惯了世面的蒋经国早已不以为意。

当他在簇拥下即将进入酒店旋转门时，突然一穿风衣的男子从侧边的大理石柱后闪出，拔出手枪，紧挨刺客的美方便衣警察沙德闪电般托起其手腕，子弹偏高射入墙壁，刺客未及开第二枪，就与同伙被一起制服。风衣刺客是1937年出生于台湾新竹的黄文雄。

“Let me stand like a Taiwanness!”(让我像一个台湾人一样站起来!)被一群警察压在身下的黄文雄，不断从那些彪形大汉的身体里钻出头部或上半身，朝蒋经国大声呼喊。他的妹夫郑自才企图上前营救，也迅速被制服了。

黄文雄对台湾的“独裁政权”恨之入骨，源于其老实巴交做公务员的父亲黄耀辉在早年岛内的“白色恐怖“中入狱，而“特务头子”即蒋经国。

“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随着冷战加剧，利用奖学金从“自由阵营”的国家和地区招收吸引优秀学生到美国留学，也成了冷战策略之一。1965年，黄文雄考取美国康奈尔大学社会研究所博士班。此后，在同样在美留学的郑自才等人的介绍下，成为“台独联盟”的一员。

虽然蒋经国神态从容镇定：“这些怀有异见的人，他们如果有什么不同意见，可以向我陈述，我一定接见。至于这两个被逮捕的无知青年，我希望美国把他们释放。”两个被捕者不久就分别以10万美元和9万美元交保获释。但“4·24枪击事件”是蒋经国一生中遭遇的最大危险之一，尤其是“Let me stand like a Taiwanness!”，也是当时站在旋转门后方，亲历亲闻这一场景的蒋经国无法忘记的一句话。

蒋在台湾公众面前的形象，始终与牢牢掌握着军警宪特力量的独裁者无缘;相反，在公众印象中，他朴素犹老农，豪迈如老兵，亲民若乡老，赤诚堪比苦行僧。他是一位可以与任何人握手，永远满面笑容，永远与民同乐，能让人认为他是人民一分子的独裁者。

集权柄于一身的独裁者大都勤政近乎自虐，而蒋的勤政，并非事无巨细统揽大权的案牍批阅之勤，作为一个理想主义时代的前共产党人，他比任何人更深明“深入基层工作”的方法和意义;作为一个在中国大陆江山丢弃最后时刻曾试图挽狂澜于既倒的“太子”，失去民心的教训，他的体悟来得比旁人更深刻。

蒋经国的早年苏俄经历和其后蒋介石要其苦学儒家先贤大哲，使他身上有中国传统儒家“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执政思想，与列宁主义群众路线结合醇化后的双重特质。

1956年7月，台湾修筑西起台中县谷关、东到花莲太鲁阁的东西横贯公路，直到1960年通车时，参与工地建设的蒋经国与筑路的“荣民”同甘苦。渴了，与工人一样嘴对着水龙头喝生水，或直接用炊具打水喝;饿了，随手抓个馒头就啃。他年近古稀方接过大位后，在台湾各穷乡僻壤探求民隐，常会脱下鞋子涉水而过。即使身遭患糖尿病的苦痛折磨，外出视察时，依然会饿了直接向小饭馆买个盒饭就吃。

“台湾人为什么要杀我?”在那次一生最危险的遭遇之后，蒋经国经常自言自语。

　　二

与蒋介石败退台湾后认为杀人太少是最沉痛的教训之一不同，蒋经国认为，政权的稳固首先在民生。

蒋经国掌权后，于1974年提出包括高速公路、国际机场、港口、铁路电气化、大钢厂、大造船厂、石化工业和核能电厂等振兴台湾的“十大建设”，有些项目，今天看来也许无甚了得，但在40年前都算先进事业，无意中为台湾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

“十大建设”加上“新竹科学园区”，使台湾工业在世界市场取得了地位，国际社会称许台湾创造了经济奇迹，台湾也进入“亚洲四小龙”的行列。这已成为今日台湾人描述那个时代的最好象征。

1951年到1970年的前20年，台湾人均GDP仅从137美元上升到364美元，但从1970年到蒋经国离世的1988年，近20年间的人均GDP已变成7097美元，1978年人均国民所得1400美元，城市人口占到41.9%。尤为难得的是，蒋经国主政年代，社会始终未出现贫富分化随经济增长而加剧的情形，在几乎整个70年代和8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基尼系数一直低于0.3，中产阶级占全民总数51%。为世界人均收入分配差距最小的社会之一。

以今日眼光看，蒋经国固非经济内行，台湾经济奇迹亦不应过分归功于他，而忘却那个时代每个客厅都是工厂、每个家庭都参与“标会”融资的全民奋斗。但蒋经国超拔任用大批留洋归来的专家人才，为渐培台湾根本，也为政权从专政型政府过渡为服务型政府打下坚实基础。他持之以恒的勤政更给那个时代所有台湾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蒋经国政府中有很多财经大员，如李国鼎、孙运璇等人，都担任过“经济部长”“财政部长”或“行政院长”，对建设台湾贡献卓著，他们退休后，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手无股票，住在公家宿舍，靠政府一点儿顾问津贴过日子。

蒋经国的施政原则，政府帮助企业界赚钱，但官员不能和企业家“打成一片”，以维政治风气之清明。他不是只要求别人，而是自己也以身作则。当时有位“立法委员”，是他莫斯科大学同学，平时会在一起喝酒聊天。但此公应一银行之请，挂名担任董事长，蒋立即与他划清界限，不再往来，以免外界猜测他与金融界有何瓜葛。

蒋经国深知金融业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1981年底，“财政部长”徐立德接事时，蒋叮咛他，凡事都要想到百姓的生活。

1985年初，因官商勾结、坑害数千储户的台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弊案”发生，牵扯到的大小官员达到200多人。假离婚案、夫妻财产分别登记案纷纷出现。也有债务人家属，因不堪巨额负债的压力而跳楼自杀。蒋经国得知此情后异常震怒，有人说：此案让其看到的是整个国民党权力核心以及中层党工极度腐败的真相。他在2月3日的高层首脑参加的军事会谈中强调：在经济方面反对垄断!反对特权!反对投机!对于“政府”官员涉入“十信弊案”及财政官员的错误做法，蒋经国再一次强调“政府官员一定要凭良心依法办事”。随后，因“十信弊案”，前后任“财政部长”的徐立德和陆润康双双解职，“中央委员会”秘书长蒋彦士引咎辞职。

即便终生与蒋氏父子为敌的台湾学者李敖亦做过统计，1978年到1981年，蒋经国下乡197次，“与民同乐”155天。为视察一条建设中的公路，他竟进山21次。1980年，永安矿难，蒋经国挨家挨户慰问。

那是一个台湾全社会积极向上的振奋时代，企业的第一单海外业务，家庭添置的第一台电视机、第一台摩托，个人第一次到海外当观光客，国民第一次分享到棒球队夺得世界冠军的扬眉吐气……

三

蒋经国一直对“台湾人”这个称呼深具戒心。

1949年，蒋氏父子兵败大陆，退守台湾，蒋介石不思“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之训，却称“过去一年，实为平生所未有最黑暗、最悲惨一年，惟自问一片虔诚，对国家、对人民之热情赤诚，始终如一。”

不过，岛上的民众并没有感受到两蒋的“热情赤诚”，一纸“戒严令”让台湾陷入38年的“白色恐怖”。当然，长期戒严还有更重要的具体需要——那就是退居到台湾的国民党，如同惊弓之鸟，不能承受任何政治上的风吹草动，要用手上掌握的一切工具压制真实或想象的敌人。

最可怕的敌人，当然是海峡对岸的中国共产党，因而戒严下主要的副产品，也就是对于“红色思想与组织”的严密监控。在戒严下，国民党采取了“宁可错杀一百，不可错放一个”的神经质反应模式，到处调查、搜捕“匪谍”。

戒严时期常见的“匪谍无所不在”“保密防谍，人人有责”的标语口号普及全岛。台北新店溪畔附近的马场町，取代了上海的龙华镇、南京的雨花台。

从郑成功时代开始，当台湾被光复时，只是个从大陆败退力量对抗大陆的据点和重返大陆的跳板，两岸一统时，台湾又是个可随便让与外人的化外之地。在长期孤悬海外的时代，沦为“二等公民”的台湾人称自己为“亚细亚的孤儿”。

这次台湾光复，国民党部队的枪炮又造就了“二二八”的流血记忆。事件中的高雄冲突，议长彭清靠率民意代表到高雄国军司令部，要求撤走在市区滥杀民众的巡逻队。其中一位民代大骂蒋介石，惹怒蒋系宠将彭孟缉，三位民代被当场枪毙，彭清靠也被捆绑入狱。

事后，彭清靠之子彭明敏在回忆录中说：“到了这个地步，父亲甚至扬言为自己身上的华人血统感到可耻，希望子孙能与外国人通婚，直到后代再也不能宣传自己是华人。”受父亲影响，彭明敏后来成为“台独教父”。

事件之后，一群又一群的民国军政要员、社会名流和家眷从基隆港下岸后，直接搬进台北后来被命名为“南京路”“杭州路”的街道……

上至“总统”，下至“警总”，没有一个人能听懂台语，却拥有这座小岛上至高无上的权力，“外来政权”和“外省族群”从一开始就被贴上“原罪”的标签。

子承父业的蒋经国深知台湾岛内巨大的族群隔膜，当年刚迁台湾时，他的儿子蒋孝文与伴读的同学一起进入一家以本省人为主的学校，结果被师生集体孤立，小小蒋原本成绩不佳再加上语言不通，被迫转到外省子弟为主的学校。

只把这里当作“反攻大陆”跳板的两蒋，对消除族群隔阂的重要性不以为意。

蒋经国低估了本省人的愤怒，他一面“清剿”岛内的异议分子，以维护台北的正统地位，同时也强力压制“台独”分子。

从1960年代起，蒋经国就明白，“反共复国”已沦为无法实现的口号。但为压制“台独”，蒋经国多次公开以“我是台湾人”为抨击对象。

蒋经国说：“有一个人去国外旅行，海关问他是不是中国人，他说：不是，我是台湾人。这算什么?……今天我们一千六百万中国人，明明是黄帝的子孙，而自己竟然否定自己是中国人，天下还有比这个更可羞耻的事情吗?”

他告诫台湾人：“中国人就是中国人、中国人就是黄帝的子孙，中华民国的国民，就是三民主义的信徒，我们确定这一原则。”

尽管，国民党政府宣称“中华民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然而，到了70年代，国际社会抛弃了“中华民国”，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的“中华民国”，日益陷入自欺欺人的窘境。

现在，轮到蒋氏政权成为“亚细亚的孤儿”。

但直到1978年，美国《读者文摘》记者大卫·瑞德问蒋，选谢东闵做“副总统”，“是否会有更多台湾省籍的人担任要职?”蒋经国依然回答说：“我提名谢东闵竞选副总统时，从没去想他的籍贯，我只知道他是中国人。事实上，在台湾的都是中国人，诚如谢先生所说，我们都是中国人，只不过有些人来得早、有些人来得晚一点儿而已。”

虽然，台面上依然保持着民族大义，但在美国遇刺的那一刻，深深地刺痛了蒋经国。他外表波澜不惊，但那掠过头顶的一枪，让他听懂了台湾本省人的声音。而1973年，李光耀访台时，李能用闽南语与台湾乡民交谈，更让素来只通江浙国语的蒋经国感慨万千。

1987年，蒋经国与12个“台籍耆老”谈话时，身段已较当年大为柔软：“我已经是台湾人。”在台湾住了近40年的蒋经国终于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

　　四

“总统，安克志大使和班立德参事已到。”

1978年12月16日凌晨2时，睡梦中的蒋经国被侍从摇醒。时任美国驻台“大使”安克志宣读卡特总统致蒋经国的信：台北时间16日上午10时，也就是7个多小时以后，卡特将宣布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次年1月1日起，开始建立外交关系。

突如其来的消息让蒋经国大发雷霆，痛骂卡特不讲信义：“我跟你美国是这么亲密朋友，怎么可以7个半小时前通知我，又不许我宣布?我告诉你，我此刻就要宣布。”当天清晨，蒋经国即发表公开谈话。

一度沉寂的岛内言论伺机而起，蒋经国根据《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签发“三项紧急处分事项”：全面加强军事戒备;维持经济稳定;延期举行“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

此时的党外人士受1977年“中坜事件”许信良胜选的鼓舞，蒋经国的决定让他们感到“无法生存”的危机感。岛内党外人士携中坜余威，组成联合战线，《美丽岛》杂志成为党外人士的变相机构。

1979年12月10日，“美丽岛事件”爆发，几乎所有《美丽岛》杂志社的核心人员都受到“军法大审”，岛内民愤激扬。

刚刚就任“总统”不到7个月的蒋经国遇到空前的执政危机。

20年前，时任《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的雷震先生也曾对蒋氏父子的统治发起挑战，民间一片叫好。在蒋经国主导下，思想对战首先发起，特务控制紧随其后，军法制裁奠定胜局。

1960年9月4日，蒋介石下令“警总”，以“涉嫌叛乱”为由，逮捕了雷震等人，筹组中的“中国民主党”也胎死腹中。10月8日，当局以“知匪不报”“为匪宣传”两项罪名，判处雷震有期徒刑10年、褫夺公权7年。出版了260期的《自由中国》杂志也正式停刊。

凭借《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建立起来的军事独裁统治，人民的权利所剩无几，在政治专制化、政权一党化、军队政党化、社会警察化的状况下，剩下的只有“蒋总统万岁”的声音，台湾进入“沉默的十年”。

再次遇到危机的蒋经国深知，对雷震等一小撮外省籍异议分子的手段，已无法用于本省人风起云涌的政治诉求，“镇压”不是办法，外省人垄断政权的时代必将结束。

早在迁台之前，蒋介石就曾致电“台湾省主席”陈诚，要他多选拔素质高的台湾人担任要职，以化解“二二八”所造成的仇恨。但“口惠而实不至”，直到1962年11月的国民党八届四中全会，才有2名台籍人士进入中常会。

1975年，蒋经国就任国民党主席，为了让台籍人士进入体制内发展，尽量不让体制外精英从事反政府活动，国民党中常委由20人增加到22名，台湾人由3人增为5人;中央委员由98人增为128人，台湾人从7人增加到23名。

在黄文雄向蒋经国开枪的第二年，他的康奈尔大学校友、台湾本省人李登辉，因农业问题被蒋经国当面咨询后，受邀加入国民党，第三年，李登辉成了“行政院”政务委员，这个一贯安排退居二线的老同志的位置，成了李登辉迈入政坛快速通道的起点。

与李登辉一起走上飞黄腾达之路的本省籍政治精英还有林洋港、吴伯雄、陈正雄等人。李登辉这批第三梯队的本土干部，因善于演讲表达，被本地人称为“吹台青”(会吹牛的台湾青年)。

“吹台青”毕竟是党体制内的解决方法，只是部分解决了精英的政治上升通道，无法根本解决本省人和普通外省人的政治权力要求。

而且即便是这场“吹台青”运动，蒋经国还是放不下“大陆人为主、台湾人为辅”的原则，对台湾人开放地方政权，中央则只开放次要部门。同时，这些本土精英必须遵守国民党党内的规定，采用严格“梯队”培养。

若有人耐不住论资排辈的煎熬，很容易就会与党离心离德，与日后苏共叛逆叶利钦颇为相似的许信良就是其中一个。

本省籍的许信良很早就被国民党刻意栽培。1973年，在国民党组织部部长李焕的推荐下，许信良获中国国民党提名参选台湾省议员并顺利当选，被列为党内“第三梯队”。

但许信良经常拒绝执行党的政策，公开批评与反对当局的多项提案。1977年11月，因未获省党部提名，许信良不顾国民党多次警告，回到家乡桃园脱党参选桃园县县长。选举中，国民党涉嫌作弊被选民抓赃，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参与者高达2万之众，他们焚毁了中坜市(桃园县的城区)警察局，烧毁镇暴车、摩托车数十台。最终，许信良高票当选桃园县县长，也因此与国民党彻底决裂。

受“中坜事件”鼓舞，党外声势上升，接下来又爆发了“美丽岛事件”。

尽管“美丽岛案”几乎将党外运动核心人物一网打尽，但审判过程中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更使国民党声名扫地。

蒋经国执政以来，台湾最值得炫耀的是政治安定和经济繁荣，这“归功于戒严法和严密的情治”，还有“经济的高增长率”。但新兴的中产阶级和新生代选民却根本不买“生活比过去更富裕”的账，将政治改革热情灌注于选举，再不能容忍国民党的“选举威权”。

此时的国民党，在日益高涨的党外运动风潮中，像汪洋中一条破损的大船。 [次页标题= 导航短标题=]

　　五

1986年9月28日，在一直是蒋经国接待外国政要“国宾馆”的台北圆山大饭店内，刚刚被选为主席的游锡堃用颤抖的声音宣布：“民主进步党正式成立!”

数天前，蒋经国表示要解除已实行了38年的“戒严令”，开放党禁、报禁，消息传出，生恐万一蒋经国发生意外，形势或许急转直下的党外人士，急不可耐地匆忙组党。

“情治部门”立即向蒋经国呈上公然非法组党的反动分子名单，蒋经国深知此为大势所趋，淡淡说道：“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民主就是妥协，妥协需要胸怀，尤其需要手握大权的专制统治者具有妥协甚至容忍不同政见、政敌的广阔胸怀，完成这一步观念的跨越，蒋经国用了近两年时间。

1984年10月15日，《蒋经国传》的作者、旅美华裔作家刘宜良(笔名江南。1990年，其家属获得台湾当局145万美元“人道赔偿金”。——笔者注)在美国旧金山市郊住宅的汽车库门前遇害，联邦调查局迅速侦破此案，并对新闻界披露：此系台湾情治人员所为，蒋孝武难逃干系。全世界舆论立即指向蒋经国父子。

尽管几年前，蒋孝武在其第一任妻子汪长诗负气出走时，蒋经国派人拦下飞机，蒋孝武竟拔枪命令飞机起飞的粗野鲁莽，让蒋经国深感此儿不堪继任大统，但多年来，蒋孝武一直按照接班人的路数在培养。

但是，“江南命案”彻底让政权父子相传的可能被击得粉碎。

美国官方称：“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绝不能容忍。”这是蒋经国第二次被美国人敲打。

1953年，蒋经国第一次踏上美国。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告诉蒋经国，他听了一些美国驻台湾代表说，蒋将军的手段“有点儿厉害。”当翻译未将此意传达给蒋经国后，杜勒斯又重复强调一次，并指明是蒋在处理安全事务上的手段，他建议在美国实地考察一下人权经验。

蒋经国听后只是喃喃自语，以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知道了”。

那时的蒋经国对美式民主那套颇不以为然，但江南命案的千夫所指，使蒋经国不得不考虑未来的另一种选择。

他专门询问时任英语翻译的马英九，“戒严令”(martial law)一词在英语世界的含义?马英九答：“戒严”的英文意义是“军事管制”“没有法律”。蒋经国连说：“我们没有这样啊!”

蒋经国深知，身负“独裁者二世”及“外来政权”双重原罪，若不行宪政，即使他比任何一个民主社会的政客更亲民，更公正廉明，要在身后留下一个守成的独裁者的名声都极难。

近在身边的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垮台、韩国独裁者朴正熙的下场，迫使蒋经国在最后的时光为身后之世做出重大调整和安排。

　　六

1986年10月7日，蒋经国在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董事长葛兰姆女士等人就“民进党”成立的采访时说：“我不认为(反对党)是一种挑战。它只是政治过程中的一种现象。”

10月10日，他在“双十节”发表要对历史、对同胞、对全体华侨负责的讲话后，指示修订“人民团体组织法”“选举罢免法”“国家安全法”，开启台湾民主宪政之门。

一直在时势的挤压下被迫让步的蒋经国，开始转而推动时势。开放党禁、报禁，令国民党要人纷纷质疑，“国策顾问”沈昌焕干脆点题道：“这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

蒋经国晚年对中国人真正的大贡献，是开放老兵返乡探亲，从此打开了两岸隔绝数十年的通道，也才有往后的“大三通”“两会的对话”“九二共识”，以及和平发展的演进。

“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蒋经国说。

于是，生怕错过蒋经国这个突然历史推动时刻的“民主进步党”匆忙诞生。

1987年7月15日，世界上实施时间最长的“戒严令”宣布解除，台湾人民真正拥有了自由组党、结社、办报办刊的权利。开放报禁并非这位威权时代最后领袖的临时起意，而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善意、宽容应对民间的政治诉求，经过深思熟虑后拆开了保守、仇恨垒筑的禁锢，使朝野力量向良性互动博弈的方向发展。

是年11月9日，台北的深秋虽然阔叶树木绿色依旧，但早晚已有些凉意。因数千名退役多年的“荣民”聚集在“行政院”大楼门前的水泥空地上请愿而造成附近的交通瘫痪达8小时之久。

人所共知，台湾老兵退役后所以身为“荣民”，其中包含有他们对台湾建设挥洒的血汗：现在，世界各地的游客来到台湾，飞机降落的桃园机场、出机场到市区的高速公路、在市区移动的地铁和抬头仰望的台北101大楼等，都有“荣民”的印记。

…………

此时，正忍受着病魔锥心之痛的蒋经国在听取了“中央党部”副秘书长宋楚瑜的汇报后指示：“政府与荣民的关系，绝非仅止于法而已，更重要的是情的关系。”停了一会儿，曾担任过“国军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主任的蒋经国缓缓道：“你们有父母，他们也有父母。”

当天深夜，宋楚瑜偕同“文工会”主任戴瑞明，赶到“行政院”与“荣民”代表协商，僵局得以化解。

蒋经国是个从未有过民主社会经验的人物，他不可能知晓自己从魔瓶中释放出的民主会塑造怎样的台湾，那个幽灵不可遏制、也无法再收回，是留给身后的人们用更长时间来完善实践的巨大历史遗产。

蒋经国在公共场合的最后一次露面，马英九一直在他身边揪心地盯着他，15年后，马英九在《蒋经国时代的启示》中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经国先生离开会场前，特别转头深深看了看鼓噪的人群一眼。当时经国先生的表情和现场情境，让英九留下永难忘怀的印象。”

20年后，马英九大选中击败民进党，为蒋经国那句“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赋予更深意味的诠释。

1996年5月，为纪念那些推动历史进步的新闻业殉职者，人们在华盛顿勒石立碑，江南是名列此碑的唯一华人。

因《蒋经国传》殉身的江南，曾在书中评价蒋经国是“一位有良心的独裁者”。

这位姓名被刻入纪念碑的历史推动者，大约想不到，因他的死而触动的蒋经国，也会成为一位历史的推动者。只是蒋经国的名字没有留在类似的纪念碑上。

　　七

1988年1月13日，以专制手段来结束专制制度的蒋经国在落寞中病逝于台北市“七海官邸”。是日台湾，天气晴朗，阳光和煦;台湾全岛，鲜花售罄，一枝难求。成千上万的台湾人自发地在街头列队向蒋经国致哀。

如果说从前的台湾有太多“悲情”和恐怖的话，那么如今的台湾则多有“愿景”和福祉。今日之台湾已不是某个家族或者某个社团的台湾，而是2300多万台湾民众的台湾。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按照自己的价值观，称台湾为“亚洲和世界民主的灯塔”。如今，“裸体运行”的权力已经被关入法律的牢笼，郑智化所抨击的“贪官污吏一手遮天”已成往事。一个首位因为贪腐案入狱的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陈水扁，被法律裁定应执行有期徒刑18年6个月，并科罚金1.56亿元(台币)，罚金得易服劳役。2011年岁末，当无数炎黄子孙看到马英九、蔡英文、宋楚瑜等3位“总统”参选人的电视辩论直播，心中一定五味杂陈。

紫薇尚在，故人已去。无论台湾还有着这样、那样令人不满意的地方，我们都不能不承认，那是一个弥漫着活力的社会，一个多元的社会。与人类无数民主历程一样，台湾的民主绝不仅仅是蒋经国良心发现的恩赐和施舍，而更多的是台湾民众不屈不挠奋力抗争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主不仅是一个有良心的政治家的责任，而且也是每一个有良心的公民的责任。

台湾TVBS电视台曾做过一次广泛的民调，问他们谁是其心中最好的领导人?结果，蒋介石得票9%，蒋经国高达49%，李登辉12%，陈水扁8%。常被人误解有“省籍情结”的台湾本地民众，给李登辉的支持度不到蒋经国的四分之一，给陈水扁的只是小蒋的零头。也有人说，蒋经国不可能不想到自己未来的历史定位。够资格作此想的人不可忘记：历史对他的任何记载，都是他自己写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