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徐州（州治在今镇江）是南朝帝王的故里和发祥之地，而且邻近首都建康（今南京），因此地位崇重，官吏众多。当时，官场贪腐成风，能够清廉自守的实属罕见，今据《南史》等介绍其中三位廉吏。

沈瓒之。瓒之，齐吴兴武康（今属浙江）人。《南史·沈瓒之传》载：“性疏直，在县（按：指丹徒县）自以清廉不事左右（指皇帝身边的官员）。浸润（指谗言渐积而发生作用）日至，遂系锁尚方（主管皇室用物的官署）。叹曰：‘一见天子足矣！’上（指齐高帝）召问之曰：‘复欲何陈？’答曰：‘臣坐清，所以获罪。’上曰：‘清何以获罪？’曰：‘无以奉承要人。’上曰：‘要人为谁？’瓒之以手板四面指曰：‘此赤衣诸贤皆是。若臣得更鸣，必令清誉日至。’瓒之虽危言，上亦不责。后知其无罪，重除丹徒令。入县界，吏人候之。谓曰：‘我今重来，当以人肝代米，不然清名不立!’”

沈瓒之以清廉“获罪”，在当时影响很大。同时人吴兴主簿丘寂之听到此事后，叹曰：“清廉真不可为也!政(正)当处季、孟之间乎？”后一句“处季、孟之间”，以处于春秋鲁国季孙氏、孟孙氏之间，比喻不可太清廉，又不可不清廉，应当随波逐流。可见此事的消极影响。但沈瓒之本人虽因清廉“获罪”，复职以后仍坚守“清名”，矢志不渝。

周洽。周洽，齐汝南(今属河南)人。《南史·周洽传》：“周洽，历句容、曲阿、上虞、吴令，廉约无私，卒于都水使者。无以殡敛，吏人为买棺器。齐武帝闻而非之，曰：‘洽累历名邑而居处不理，遂坐无车宅死。令吏衣棺之。此故宜罪贬，无论褒恤。’乃敕不给赠赙。”

萧洽。萧洽，梁南兰陵(今丹阳)人，家在曲阿(今丹阳)。《南史·萧洽传》：“仕梁，位南徐州中从事。近畿重镇。职吏数千人。前后居者皆致巨富。洽清身率职，馈遗一无所受，妻子不免饥寒。累迁临海太守，不尚威猛，人俗便之。”此传所说“中从事”，《梁书·萧洽传》作“治中”。治中是州官的助理，主管“钱谷簿书”(《宋书·百官志下)，是个掌握钱财、物资、粮食、会计等的“肥差”，所以“前后居者皆致巨富”。但萧洽独能“清身率职”，不但不主动贪污，而且“馈遗(赠)一无所受”，以致妻子儿女“不免饥寒”。从记载看，萧洽不仅廉洁，而且能干爱民，更为难能可贵。

以上三位官员，沈瓒之、周洽都是县里的“一把手”，萧洽更是掌管“钱谷簿书”的州长助手，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如果贪污受贿，也无人追究。但他们都能在没有“廉政纪律”约束的情况下，甘于贫困，廉洁自守，不怕挫折，而且能够黾勉从公，恪尽职守。这种“清操厉冰雪”(文天祥《正气歌》)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令人敬仰。另一方面，从沈瓒之的遭遇和他在朝廷的申辩之中，可以看出当时贪腐之风已严重到何等程度。

如果说对于沈瓒之因清廉获罪，齐朝开国皇帝齐高帝尚有清醒认识，所以能洞察隐情，在获知沈瓒之无罪以后，仍任命他为丹徒县令，那么，齐高帝的儿子齐武帝却是非不分，对“廉约无私”而死的周洽，非但不予以奖励，“不给赠赙”，反而宣称“宜罪贬”，这无疑对清廉自守者是沉重打击，助长了贪腐之风。皇帝如此水平，难怪在他去世后不到十年，齐朝就灭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