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计生委日前起草了《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送审稿)》(以下简称送审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送审稿明确，所有室内公共场所一律禁止吸烟。全面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此外，体育、健身场馆的室外观众坐席、赛场区域，公共交通工具的室外等候区域等也全面禁止吸烟。（据《北京青年报》11月25日报道）

出台公共场所控烟的法规，确有必要，在某种程度上顺应了公众的期待。如何让控烟法规成为“真老虎”，国家层面的立法应该吸取地方控烟法规在实践中的缺陷与教训，否则就会陷入“法不责众”的窘境。

1998年深圳颁布的《深圳经济特区控制吸烟条例》是全国第一部地方性控制吸烟法规，但由于缺乏操作性，到目前竟没有开出一张罚单。控烟“零”罚单，这并非深圳特例，湖北武汉市也一样。经两次修订后的武汉市“控烟令”自从2006年1月1日开始实行以来，也没有开出一张罚单。控烟法规沦为一纸空文，也是当下我国控烟难以推行的真实写照，着实值得令人反思。

公共场所控烟也是一项公共服务管理的内容，如果仅仅满足于部门控烟法规的草拟，通过发文式的行政管理思维来推行，显然是行不通的。这种发文依赖症的后果，必然导致信息的单向传递，起不到真正意义上广而告之、家喻户晓的社会宣传效果。

控烟为何出现“拦路虎”呢？最为关键的是控烟成本太高。到目前为止，我国吸烟者超过3亿人，被动吸烟者超过5亿人。同时，中国公众对于吸烟危害的认知度也相当低。一项针对全球15个国家的吸烟者进行的调查表明，中国只有不到10%的人不赞成吸烟，为全球最低。

吸烟人群庞大，控烟难成社会共识，故此，政府哪个部门都不愿意将此事往自个儿身上揽，控烟是个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在所有的地方性控烟令中，普遍存在着执法主体不清、处罚措施单一等先天不足，除了罚款之外，竟没有别的良方。如此情景之下，控烟令不成空文那才怪呢？

面对着社会公众对公共场所控烟的呼声，相关责任部门只得停留在花拳绣腿的法规文件制定上，离开了可操作性，忽视了公众的民意渠道，控烟令只能是相关部门一厢情意的愿景而已。

公共场所控烟的确不容易，应该从发文依赖症的行政管理思维中走出来，不回避问题，不推诿责任，依靠民意的力量，通过公共决策程序，构筑制度顶层设计，提高控烟法规的针对性、操作性、实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