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世忠像
吕颐浩像
建炎四年（1130年），发生了一件对南宋历史影响至深的事件——秦桧归宋。这年十月，秦桧和妻子王氏带着随从、财物，从金国南下投奔南宋。
北宋末年，秦桧是积极的“主战派”。开封被攻破后，秦桧随徽钦二帝一起，被金人掳往北国。秦桧是怎么从北国逃回南方的呢？这成了一桩历史悬案。不少专家分析种种史料，认为秦桧此番归宋，乃是金人“密纵之”。
秦桧归宋之后，摇身一变成了“主和派”。而且他的议和主张和宋高宗不谋而合，很快高宗就将秦桧升为参知政事、副相。绍兴元年（1131年）秋，吕颐浩、秦桧分别被任为左相、右相，同秉国政。秦桧为了排挤吕颐浩，实现大权独揽，他通过党羽进言，建议左、右二相“分任内外之事”。
恰在此时，由金国设立的伪齐政权大将桑仲派人来到南宋，请求和南宋合力攻打伪齐。高宗于是趁此机会，采纳了秦桧党羽的意见，令吕颐浩专管军旅，秦桧专理内政。绍兴二年（1132年）四月，六十二岁的吕颐浩兼任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开府镇江”，谋划北伐。
什么是“开府”呢？在古代，高级官员可以建立府署，自选僚属，这就叫“开府”。《宋史》称，吕颐浩“辟文武士七十余人”。 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吕颐浩曾以资政殿大学士、江浙制置使的身份，兼任镇江知府。不过此番开府镇江，与任镇江知府不同，主要行“督军”之事。
五月间，吕颐浩从临安出发，开赴镇江。当大军驻扎常州时，前军赵延寿所部忠锐军在吕城镇叛乱，并攻打金坛县，杀死了知县胡思忠。当时兼任镇江知府的刘光世虽然对金作战是个窝囊废，但平定叛乱却有两把刷子，他很快就调遣精兵平息了乱事。
吕颐浩因“病疟逾月”而滞留在常州。直至六月，方才抵达镇江府。吕颐浩开府镇江，干了些什么事情呢？综合多种史料所记，主要干了三件事。
一是积极谋划北伐。这是南宋屈指可数的北伐行动中的第一次。吕颐浩从出师起，就面临着诸多困局。首先是军队鱼龙混杂。这支北伐之师，不少是吕颐浩招安的流寇武装，战斗力差，军纪不整，前军赵延寿叛乱，即是这个原因。这次叛乱，极大地打击了北伐大军的士气。其次，后勤保障得不到有效供给。六月，吕颐浩上书朝廷，称“镇江一军月费二十二万余贯，朝廷给一十一万二千余贯，犹少一十万余贯，缘臣在外，即无应副。”此外，这次北伐原本是想和桑仲里应外合，出奇制胜，不想桑仲意外为部下所杀，打乱了北伐的战略部署。
二是加强沿江战备，特别是舟船管理。七月，吕颐浩从镇江至临安入见高宗，提出了自己对江防的意见。他认为，要防止金人掠船渡江，除长江北岸紧要渡口留一两艘船只外，其他船只皆要停泊长江南岸。自十月朔日以后，大江不得通行，公私船只皆要隐藏于南岸深港内。对于吕颐浩的建议，高宗表示同意。事实上，吕颐浩已经看出了北伐时机的不成熟，加强了守备。
三是核查刘光世冒领军饷一事。关于此事，前文已经详述，不再赘言。
这次北伐最终无功而返，除了上面提及的三大困局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秦桧加紧行动，妄图通过设置修政局等机构，独揽权政。这一点是吕颐浩不能容忍的。七月从镇江还朝后，他极力举荐一批亲信出任要职，并弹劾秦桧“植党专权”。很快，秦桧即被罢相。开府镇江短短一个多月后，吕颐浩重新入朝主政。
吕秦相权之争，折射出当时权臣间的钩心斗角。作为抗金重要力量镇守各地的武将，同样是矛盾重重。
绍兴三年（1133年）四月，高宗令刘光世和韩世忠“更戍”。通俗点讲，就是调换防区。当时刘光世以检校太傅、江东宣抚使，驻屯镇江府。韩世忠则为太尉、进开府仪同三司，充淮南东西路宣抚使, 守建康。
这次调换防区，没想到惹来了不小的麻烦。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韩世忠到镇江府时，恰巧有奸细混入城中，焚烧府库。刘光世将奸细擒来审问，竟称是韩世忠所遣。刘光世遂到高宗那儿告了韩世忠一状。
另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当时刘光世帐下有员骁将，名叫王德。他曾经擅杀过韩世忠的亲信陈彦章，两人遂成仇冤。王德对刘光世说：“韩公此来，是和我有仇隙，我应该亲自去迎接他。”众人皆说不可，认为王德如去见韩世忠，必遭不测。王德不听众人劝阻，自己骑了匹马，跑至韩世忠营寨前。有人报知韩世忠，世忠不相信。过了一会儿，王德果然入帐而来。韩世忠大惊，拉着他的手说：“公真乃诚烈丈夫，往昔小嫌，各勿介意。”两人置酒结盟。《宋史》也有类似记载。
韩世忠是否会派奸细入城焚烧府库呢？从常理推断，应该不会。虽然韩、刘二人有隙，但韩世忠是来接管镇江府军务的，没有放火焚烧管区府库的道理。因为这事，双方争执不下，刘光世一直将韩世忠大军挡在镇江城外足足两个月。直至六月二十六日，刘光世方才引兵离开镇江府。
据《宋史》记载，韩世忠屯兵于登云门。刘光世害怕他在后面攻打自己，遂悄悄改道从白鹭店而行。韩世忠估计是气愤不过，果然“遣兵袭其后”。刘光世又到高宗那儿告了一状，称韩世忠“掠其甲士六十余人”。高宗多次调解双方恩怨，并将刘光世调至池州，赐钱十万缗。尽管如此，这场纷争仍未平息，直至绍兴四年（1134年），双方仍是“交恶不已”。
面对虎视眈眈的金国，作为股肱大将，刘光世和韩世忠却闹出如此风波，实在是因私怨而忘大义。正如殿中侍御史常同在奏章中所说的：“二臣蒙恩，不思协心报国，一旦有急，其肯相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