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意外，随着反腐效应的发酵，房地产商也成了“高危职业”。据今天（11月13日）《华夏时报》的报道统计，在广东、湖北、重庆、四川、云南等地，仅今年被公开曝光牵涉官员落马案的房企老板就超过10个。

文章援引了深圳一位房地产行业从业者的评价，该人士称，“基本上只要有官员落马的地方，就会有地产商被牵出来”，“在反腐高压态势下，地产成了高危行业，令地产商坐立不安，随时都有可能出事，导致有些地方小房企对依靠关系拿的地，不敢动工开发”。

这只是大体描摹。对于土地腐败之严重，房产开发领域官商勾结之紧密，已经有太多具体案例向公众做了展示。被称为“影子地主”、“地产大佬”的广州原副市长曹鉴燎于今年7月落马，随后的各种新闻追踪显示，他土地敛财涉案金额近三亿，“两地产老板涉曹鉴燎案滞留境外”。几乎与此同时，洛阳市副市长郭宜品与当地房地产商组团失踪，引发了当地充满黑色幽默的地毯式追捕，也引起了一场针对官商勾结的舆论围观。

如果说在渐进式改革的过程中，各个领域都生成了自己的利益集团，土地流转、审批、开发领域的利益集团则是最具典型性和能见度的一个。它最清楚地展现了利益集团的两个特征，一是权力和市场结盟，一面通过权力获得公共资源，一面通过市场变现；二是完成了权力对市场的规制和主导，剔除了市场公平性规律，保留了市场的私人化收益，最终导致市场的附媚和扭曲。除了对市场本身的破坏性改造，这个过程还助推了土地财政的恶化和房地产泡沫的扩大，常常直接或间接引起征地纠纷、补偿矛盾、群体事件、强力维稳，并在更广义的层面上扭曲了社会分配。

可以说， 官商勾结的出现、利益集团的形成，是半管制、半开放的市场经济必然产生的结果。之所以在房地产领域尤为严重，是因为过去十多年正值土地充分资本化、房地产业火箭上升的时段，房地产成为了切分财富蛋糕的最佳通道之一，故此被“选中”。这其实意味着，除了以房地产项目为抓手进行反腐的作为之外，还应在更宏观的意义上拆解这种官商同盟，从根本上遏制他们随时找出口的冲动。

拆解这个同盟，意味着重塑权力伦理和市场环境，其目标的达成和中国改革的程度和效果是同步的，肯定不能靠哪个专项改革一招制敌。但对于眼前能够做到的事情，曹鉴燎的案例或许可以给出一些启示。新闻报道称，曹鉴燎任增城市委书记时，手握“三旧改造”项目审批权力，“符合政策的项目，他可以压着不办”，直到“所有人——主动或被动的——和曹鉴燎在地产行业中的代理人达成合作意向”；“曹鉴燎主要利用其在珠江新城、增城挂绿湖等项目开发过程的绝对主导权力，在土地上给予‘关系户’开发商拿地和经营的倾斜”。审批权力的高度集中，一把手的决策的家长化，都使得官商联盟获益的冲动能轻易找到出口。要先改变这种现状，才能为治本的改革赢得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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