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十四日，大清第六代皇帝道光皇帝在圆明园去世，咸丰即位。

咸丰帝即位后勤于政事，先后将有损国家利益的穆彰阿和耆英革职，但此时的大清帝国内忧外患不断，前后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以及第二次鸦片战争，使晚清危机四伏，更使清政府财政陷入窘境。

国家税收是清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为了筹措镇压太平军的费用，有人给咸丰出了个馊点子，要求清政府乃于征税的常关之外，又在全国各地设立厘卡3000多处，征收相当于通过税和货物税性质的厘金。

咸丰帝一看，这是一个好主意，立即下旨批准，在全国实行。于是商贾运输货物，必须逢关纳税，遇卡抽厘，负担很重。当时的镇江既是开放口岸，也是长江下游的交通大埠，商人很多。为减轻负担，往往托庇于洋商（外国商人），向其购买洋票，挂上洋旗，凭借外国特权，沿途关卡，即不收税金，验票后立即放行，只需到达镇江时，向海关报税一次，即可报运出口。镇江当时约有20多家外国洋行，均可向华商出售洋票、洋旗。这也是当时镇江能吸引大批南北客商来此经商的一项特殊条件，对当时镇江的社会经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厘金初兴于扬州、镇江附近

美国汉学家马士曾在赫德当总税务司时的中国海关任职，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十分了解，在他所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记载：“当1853年夏厘金制度初兴时，其施行区域仅限于扬州、镇江附近，征收货物仅限于米一项。然翌年3月，抽厘货物种类迅速增多，其施行区域也因清政府的倡导而在江苏省全面铺开。1855年起，各省更纷纷效仿，厘金制度就此确立，成了清政府的一项新税制。”

清政府税制进行了变更，但制度漏洞百出，厘金虽初定为“百取其一”，但由于当时各省督抚和统兵大员以“就筹地饷”为词，各行其是，厘金抽收的税率和办法五花八门，差别甚大。据罗玉东先生在《中国厘金史》中提供的材料记载：“税率低的仅0.45%，也有高达9%，而一般则为2%左右。”“但税率高低还不足以代表实际征收之多寡，私加的勒索敲诈常数倍于此。”

因而，厘金制度一经建立，便“像传染病一样地流布蔓延”。

镇江申领洋票高居其他口岸之上

对于急欲扩大中国市场的英国商人来说，厘金制度成了他们倾销洋货、搜刮中国土货的最大障碍。于是英国政府出面干预。

据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记载：1854年2月间，英国外交大臣命令驻华公使包令向中国政府提出“不得在外国进口的货物上，和为向外国出口而购买的货物上，课征内地税或通关税”，但清政府均未加理睬。直至英法联军用武力再次迫使清政府就范，英国政府才得以将其意图载入1858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和《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中。规定：英国商人进出口货物，既准在口岸一次纳税，而免去一切内地税厘的征收。所征之税为正税之半，是为子口税，又称子口半税。交纳子口税为外商独享之特权。外商可在交纳内地税厘和子口税之间自由选择。同年签订的中美、中法《天津条约》和附约也作了类似的规定。但华商不在该规定享受的范围内。

为求降低成本，华商不得不另想办法来少交税费。

据戴一峰在《论晚清的子口税与厘金》的论文中记载：“华商为华洋商人的不平等待遇所驱迫，为子口税特权的种种便利所诱惑，纷纷变换各种手法以逃避厘金之重苛。他们或诡称受外商雇佣，将所运货物谎报为外商所有”；或“私雇外国流民在船护送，假冒洋商，希图偷漏，或向外商购买子口税单（俗称洋票），借以分享子口特权，以至于使子口税单的买卖成了一种颇为盛行的交易。”

据1875年的海关贸易报告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相继开放的14个沿海沿江通商口岸中，仅有上海、镇江、汉口、宁波、九江、福州和厦门7个口岸有子口税单的签发，且以长江中下游各口岸为最多。”1875年镇江口岸进口的洋货中，申领子口税单（洋票）运入内地的货值竟占总货值的78.4%，高居各口岸之上。

商人购买洋票缴纳子口税除了避重就轻，少缴税额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有贪官恶吏对华洋商人的不同态度。据马建忠所著《适可斋记言》记载：“乃洋商入内地，执半税之运照，连樯满载，卡闸悉于放行。而华商候关卡之稽查，倒箧翻箱，负累不堪言状。”另据陈炽所著《庸书·内篇》记载：“倚洋人则生，否则死；冒洋人则安，否则危。丛雀渊鱼，不至尽驱为洋人不止”这便造成华商纷纷以倚洋商，纳子口税为逃避厘金重苛之良方。

洋票带给镇江社会经济深远影响

据胡鲁璠、杨方益在《解放前镇江工商概述》记载：“华商大量向在镇的洋行购买洋票、洋旗，导致了外地客商纷纷来镇设店置栈，使镇江的商业进入了华洋杂处、商贾云集、市面繁荣的阶段，镇江逐步成为当时国内有数的繁荣城市之一。能够交易洋票、洋旗的这种特殊的‘商业’行为，也为外商提供了额外的惊人财富。单以木业一业而言，每次纳银38两，自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起至1931年国民党政府裁厘加税止，历时34年，镇江木业共计购洋票不下一万次，即向外商供银38万两之巨。至于其他行业购洋票的数字尽管无法统计，但数量之大是不言而喻的。”

洋票在镇江盛行的状况对镇江的社会经济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必须给予全面的评价：

1.洋票现象的出现可以说是侵华列强急欲扩展中国市场的企图与国内税收管理无章，苛索无度的现状间矛盾冲突的产物。

2.洋票盛行使镇江报关行等洋务机构迅速兴旺，破坏了封建的行商制度，发展了买办制度，产生了完全受外国侵略者控制的买办商人。这些洋人、买办、豪商在洋票交易中捞到大批钱财之后，主要不是用于投资，而是用于奢侈性消费，致使当时镇江城中为奢侈性消费服务性行业日益增多。如果说促进当时镇江城市畸形发展的原因非止一端，那么洋票交易活动的盛行也应该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3.洋票现象的出现，反映了当时中国丧权辱国的状况，反映了中国商人唯利是趋的本性，又从另一侧面反映了清政府贪官污吏巧取豪夺、勒索敲诈的程度。

4.由于子口税（洋票）税轻方便，厘金税重烦琐，必然造成双方消长的关系，这对厘金制度便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

马克思说：“一八四〇年战争失败以后，中国所付给英国的赔款，大宗的鸦片消耗，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溢，外国竞争对地方生产的破坏影响，全部国家行政机关的腐败——这些情形就引起了两种结果，旧捐税更加繁重而难以负担，旧捐税外又加了新捐税。”洋票在镇江的盛行充分地说明了帝国主义入侵对中国社会经济秩序和中国人民经济生活所起的恶劣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