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由我党领导的国际新闻社，被国民党勒令封闭。我经组织介绍，从重庆经洛阳和西安的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于8月间辗转到达延安，被分配到当年5月创刊的《解放日报》，担任采访通讯科编辑兼记者。报社地址在清凉山，社长博古，总编辑杨松、余光生。当时，采通科不到10人，科长是郁文，后来他调到《晋绥日报》担任领导，便由杨永直继任科长。我在采通科以编辑工作为主，除处理通讯员来稿外，兼作采访工作。那时，县、区、乡通讯员很少。夏天，洪水暴涨，延河水位上升，南关外通讯站的邮递员不能过河投递邮件，冬天，冰雪封山，交通邮递受阻。每到这时，我们做编辑工作的同志，便要出去采访。我们沿着延河的东岸和北岸，往北经王家坪到杨家岭；往东经飞机场到桥儿沟、柳树店一带去采访机关学校有关学习、生产的动态新闻。有时，一个记者一天要写五六条新闻，才能填满“边区版”的篇幅。由于报社无人参加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会议，又没有基层通讯员，地方党政的中心工作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我们很难知道，所以很难写出受读者欢迎的好稿子。

　　当时，在延安除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外，还有《边区群众报》。此外，延安以外各专区的地委也大都有机关报，如绥德专区的《抗战报》、三边区的《三边报》、陇东专区的《陇东报》、关中专区的《关中报》等，延属专区因为已有《解放日报》和《边区群众报》，所以没有办报。各专区的报纸除《抗战报》是铅印的以外，其它都是油印或石印的四开小报。由于稿源的关系，有时候，我们也从专区报纸上选录一些重要的新闻在《解放日报》上转载。

　　我从1941年8月起一直在边区从事新闻工作，直到1949年6月由担任新华社一野前线分社社长任上调到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工作为止，前后历时8年，亲身经历了《解放日报》社的整风运动和《解放日报》改版等重要事件。

　　1942年，我党进行了伟大的整风运动，《解放日报》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4月1日《解放日报》的宣告改版，也可以说就是延安整风运动伟大历史作用的直接体现。

　　一、《解放日报》为什么要改版？

　　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致读者》的社论，对报社以往的工作进行了自我批评，社论指出：《解放日报》“没有完成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的责任”；“未能成为党中央传播党的路线、贯彻党的政策与宣传组织群众的锐利武器。”社论最后特别检讨说：“对于边区各种巨大的群众运动，我们至多只记载了一些论断，而没有全面的反映，更说不上推动与倡导。”社论列举的这些缺点，具体表现在当时报纸版面的安排上，即：一版欧洲，二版远东，三版国内，而党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却只占四版的上半版，下半版则是副刊。任何重大新闻报道，一律按上述安排“对号入座”，就连当时毛主席在中央党校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两次报告的新闻，也只能在三版左下角一隅。所以，整风学习一开始，读者对《解放日报》就提了很多批评和建议。他们批评报纸“立论空泛”，“同日常工作与生活联系太少”等等；希望报纸今后能“密切联系边区建设的实际”，“帮助解答每天碰到的困难和问题”。党中央根据毛主席于1941年5月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的精神，也一再指示《解放日报》，要克服新闻宣传工作的主观主义作风。据此，《解放日报》编辑部多次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讨论，形成了报纸改版方案，又在《致读者》的社论中，宣告了《解放日报》改版的开始。

　　改版首先要解决的是：党报的性质和任务是什么？如何实现？在《解放日报》改版当天发表的《中宣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和《致读者》的社论中，在《解放日报》于这年9月发表的《党与党报》的社论，于1944年2月发表的《本报创刊一千期》的社论，以及其它几篇社论中，先后明确提出：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党报是党的喉舌，同时也是人民的喉舌。在《致读者》这篇社论中，还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党报所必须的品质”为：第一，要贯彻坚强的党性，第二，要密切与群众联系；第三，要洋溢战斗性，第四，要增强组织性。这就明确提出了以党性原则为首的办报方针。《解放日报》并根据毛主席于1942年3月在边区文化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全党办报”的指示，通过一篇题为《把我们的报纸办得更好些》的社论，直接向各部门的干部和党员提出了要求：“请你们也记着，把我们的报纸办得更好些，这也是你们不容回避的责任”，“只有大家来动手动脚，我们的报纸才能办得更好”。

　　1942年9月，党中央决定《解放日报》同时兼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机关报，西北局为此发出了《加强<解放日报>工作的决定》。《解放日报》也配合这一决定发表了《党与党报》的社论，着重从党的领导的角度谈了帮助党报的问题，强调指出：如果只是依靠少数编辑、记者的意见和兴趣办报，“那就一定党性不纯，一定闹独立性，出乱子，对于党的事业，不但无益，而且有害”。

　　1945年5月，《解放日报》在《提高一步——纪念本报创刊四周年》的社论中再次强调：“毛主席提出的中国共产党三大作风——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时也是报纸的作风”，“是我们今后努力的目标”。所有这些，都是党的报纸所必须具有的本质。

　　二、《解放日报》改版后的新气象

　　《解放日报》改版第一天的头版头条，登载了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关于减征公粮4万石，公草1000万斤的决定。这件关系全边区百万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立即引起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从这一天起，《解放日报》整个版面作了调整，出现了崭新的气象，即：一版，以解放区消息为主的要闻版；二版，陕甘宁边区和国内消息版；三版，国际消息版，四版；综合副刊版。这样，大大扩充了报道解放区和陕甘宁边区的篇幅。改版两年后，《解放日报》编委会又提出了进一步调整版面的计划：一版，要闻及战况；二版，生产、政治、战斗通讯；三版，国内消息和副刊；四版，国际新闻。这两次调整版面绝非一般技术性措施；而是反映了《解放日报》编辑指导思想的重大变化，它使报纸的报道同客观实际结合得更紧密了。特别是第二次版面调整时，恰值延安整风进入全面铺开阶段。于是，《解放日报》突出地增加了对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以及英雄模范事迹和劳动竞赛情况的报道，这对提高全党学习马列主义的热情，促进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均发挥了积极作用。由于紧密联系实际，《解放日报》所发文章也逐步树立起新的文风，对废除党八股文风起到了示范作用。在这同时，《解放日报》还下大力抓了记者和通讯员队伍的建设。报纸改版后不久，博古在一次报社编委会议上，谈到通讯员工作时提出：今后这项工作从批稿子，看卷子转到组织工作方面去，《解放日报》随后也发表了《展开通讯员工作》的社论，论述了通讯员工作的重要性，指出：“我们的报纸不仅需要有能干的编辑和优秀的记者，尤其需要有生活在广大人民中间，参加在各项实际工作里面的群众通讯员。”陆定一也在《解放日报》发表了《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的文章，指出：专业新闻工作者和广大通讯员相结合，“是《解放日报》建设报纸的路线和方针，又有共产党的领导和以共产党的组织为依靠，我们就可以办出一张头等的报纸，使任何资产阶级报纸望尘莫及，开中国报界的新纪元。”为了培养通讯员和记者，报社除通过所发社论和文章进行思想指导外，还和青年记者学会延安分会合编了《新闻通讯》专刊，以加强对通讯员的业务指导。

　　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到1944年11月，全边区通讯员已近2000人，其中工农兵通讯员1100多人。他们为报纸提供的地方消息，占地方消息总数的1/2左右。这就使《解放日报》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大大加强了报纸和实际以及和群众的联系。

　　1942年9月，《解放日报》社的组织机构也进行了调整。我们采通科扩大为采访通讯部，从鲁迅艺术学院调来了近10位同志担任记者，部主任相继由缪海稜、丁浩川担任，以后还从地方上调来担任党政领导的裴孟飞当部主任。报社还先后在延属、绥德、三边、陇东、关中五个分区设立了常驻通讯处。一批青年记者被派往各分区《解放日报》通讯处工作。我和另两位同志被派到绥德分区。行前，社长博古和我们进行了热情的谈话。他说：要以小学生的态度，虚心请教的精神去接近群众，丢掉旧新闻记者的架子。我们不是无冕之王，不是居高临下的社会舆论的指导者。我们的新闻工作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要尊重地方上的领导，在工作中求得人家的信任和帮助。这是你们下乡工作的任务之一。

　　接着，博古又讲了“写什么”和“怎样写”的问题，说：

　　我们要去发掘埋藏在群众生活中积极的东西，在平凡的群众里，去找出他们正在创造的新事物。浮光掠影、走马观花的作风要丢掉。只有深入地了解事物，才能浅出地把它反映出来。写作的形式和文字要打破老一套的格式，废除新闻八股，要写出老百姓的语言。但我们也要反对庸俗化的通俗。

　　博古特别强调地讲了培养地方通讯员的问题。他指出：我们不仅是带了笔自己去写，更需要培植当地的通讯员；只有依靠广大通讯员，报纸才能有群众基础。他们熟悉当地情况，了解本身业务。我们必须虚心向他们学习，细心地帮助他们，组织他们。除了现有的特约知识分子通讯员以外，更要注意培养工农兵通讯员。

　　说到这里，他打了一个十分贴切的比喻：

　　作为一个党报记者到地方上去采访，千万不要象公鸡那样跳到墙头上，咯咯咯地高啼几声，就拍拍翅膀跑掉了！而要象母鸡那样，每到一个地方就要下蛋孵小鸡。

　　最后，他再三叮嘱我们：要做一个新闻战士，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我们的天职。

　　博古接见后，“到群众中去！到实际工作中去！”成了我们响亮的口号。不久，我们满怀激情告别了延安，分赴各个专区去了。

　　三、报纸要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

　　1942年9月底，我们一行3人来到了绥德，直到1946年调回延安。在3年多时间里，我在绥德专区各县农村和通讯员一起，对整风学习、大生产运动、劳模人物、减租减息、民主选举、移民运动、文化教育、保卫边区等重大问题，都进行了采访报道，同许多通讯员、农民交了朋友，学习了许多活的知识。当时的地委书记习仲勋对报纸宣传工作很关心，经常了解我们通讯处的工作情况，帮助通讯处解决具体问题，让我们参加地委有关会议；最使我难忘的是1943年4、5月间，我参加了仲勋带领的一个调查组，去绥德县郝家桥调查。调查组的成员还有县委书记宋养初、地委宣传部长邹文宣，宣传干事梅行等同志。下去之前，反复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经过学习，使我们进一步懂得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认识到进行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之后，我们遵照这一精神，到郝家桥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调查。围绕大生产运动这个中心，根据绥德地区人多地少的特点，调查了移民运动、组织变工队以及锄草、夏收中的农作物和劳动力组织等问题。调查方式灵活多样，有分有合，有时和农民一起劳动，边干边谈。边区劳动英雄刘玉厚就是在调查中发现的，是郝家桥群众在一次由习仲勋同志主持的调查座谈会上把他推举出来的。就这样刘玉厚的名字很快从郝家桥、绥德县、全专区以致整个陕甘宁边区传开了。我除了结合农时报道了刘玉厚和郝家桥的模范事迹外，还在《解放日报》上相继发表了《劳动人民的旗帜》和《刘玉厚的光辉》等通讯。

　　关于移民问题的调查，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延安以南地区人少地多，而绥德地区则是人多地少。为了合理调剂劳动力，发展生产，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陕北群众素有“下南路”的历史习惯，发动组织开展移民运动。历史上陕北一般的雇农、赤贫者常因没有土地、无法生存，只得下南路去开荒种地。边区政府实行了减租减息后，农民生活相应地得到了改善，但广大贫农的生产力并没有获得彻底的解放，生活还相当艰苦。所以，经过边区政府的鼓动和奖励，经过各级干部的具体组织，广大贫农响应政府号召，向南路进军，去开发那里大片肥沃的荒地。为了在整个绥德专区开展移民开荒运动，我们就移民对象，他们在生活、生产上可能和应该解决的实际问题，进行了一次周密的调查。经过调查，了解到贫农中，唯有下贫农劳动终年，解决不了全家吃粮问题。对他们来说下南路移民是从根本上改善他们生活的最好出路。在明确了移民的主要对象后，我们还明确了需要帮助他们筹划路费，准备口粮和衣被等等问题。就在从郝家桥调查结束回到绥德后的不久，我草拟了一份关于在绥德专区开展移民工作的方案，送仲勋审阅，得到了他的赞许，并让我和地委干部一起，参与具体的移民工作。在组织发动过程中，我陆续写了米脂县开展移民工作等新闻报道，和《马丕恩在召唤》等通讯。1944年春，佳县李增正率领的移民大队，扛着红旗，唱着《东方红》民歌，路经绥德去延安。绥德专署杨和亭副专员专门主持了热烈的迎送晚会，移民们即席编唱了多首陕北民歌。我当时兼任地委《抗战报》的主编，参加了这次晚会，并请记者陈柏林采写了一篇《移民歌手》的通讯，详细介绍了《东方红》的全部歌词，发表在《抗战报》上。虽然歌词内容确实含有陕北农民朴素的感恩思想，但在当时却也真实地唱出了陕北农民心里的话。

　　我在《解放日报》工作了六七年。1947年保卫延安自卫战争开始时，我被任命为《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派驻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的随军记者，从此，告别了延安。

　　（摘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