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8日起，中国中东部被雾霾笼罩，辽宁、北京、天津、陕西、河南向南至华南的大部地区普遍出现雾霾，多地发布霾预警，北京更是预警信号跳级直接发布下半年首个重污染黄色预警。人们关于秋高气爽的记忆，正被扑面的灰霾所替代。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介绍，“秸秆焚烧”是本次重污染形成的重要因素。秸秆焚烧给雾霾蔽日“火上浇油”，已是不争的事实。

一边是连年禁烧秸秆的声音很响，一边是四处狼烟遍地的火势很旺。这几天，各地环保部门都在通报今秋秸秆焚烧“第一把火”，卫星遥感监测，监管雷霆问责。要承认，这些举措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对秸秆焚烧起到约束与震慑作用，但这些以“堵字诀”为主的制度创意，基本遭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尴尬。从执法成本与效率来说，常常也是“摁下葫芦浮起瓢”。早在今年6月夏收季节，天津、河北、山东、山西辖区范围内，遥感设备就监测到400多个火点。去年夏季遥感监测显示，大范围秸秆焚烧可使ＰＭ2.5在几小时内由110微克/立方米上升到460微克/立方米。

“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季。”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告诉农民要争分夺秒，收种有序。禁烧秸秆要深入人心，最关键的问题是：不烧秸秆，谁来解决秸秆的去向问题？农忙不等人，加之青壮劳动力基本在外务工，虽然农机现代化程度高了，但劳动力锐减的结果依然是“农忙忙死人”。再说，在广大的农村，有几家秸秆加工企业来田间地头主动回收过？很多农村没有沼气的传统，也找不到回收的企业，更不可能掏钱加工后还田……那么，禁烧容易，后续何解？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后，按国务院职能分工，国家环保总局把秸秆禁烧作为保护和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的一项重点工作来抓，会同农业部等有关部门积极推进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只是，16年过去，禁烧秸秆依然是一项任重道远的难题。

顶层设计从不缺，缺的是落地的底气。10月10日下午，发改委等三部委联合印发《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方案（2014-2015年）》，提出到2015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秸秆综合利用率平均达到88%以上，新增秸秆能源化利用能力1000万吨。要实现这个目标，或者说，要实现从上至下历年的禁烧目标，说到底，还是两个层面：一是财政要出钱，二是市场要出力。

就前者来说，不说深加工，就算把秸秆从田间地头集中到堆场，也得人力物力成本。如果所谓奖励的毛毛雨完全抵不上禁烧的成本，只是吓唬农民说“禁烧有罪”，恐怕挡不住理性经济人的逐利驱动。从后者而言，秸秆要利用起来，不仅是能源，也是市场资源。譬如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农民把收获的水稻、玉米皮等秸秆晾晒消毒后编制成精美的草编工艺品，有10多个专业村上万名农民从事农作物秸秆编制业，年编织出口秸秆工艺品100多万件（套），消化农作物秸秆4000多万公斤；而在江苏省射阳县合德镇，北京、莫斯科、拉斯维加斯、里约热内卢等国内外会展纷纷邀请他们带着草编织品去参展。这些过去无人问津的秸秆如今却“栽”到欧美人的墙壁上，用来编织窗帘、墙纸、装饰材料等。

禁烧秸秆，既要让农民获益，也得让市场得利。于此而言，行政要出力，市场要给力。两者结合，倒不妨参考政府购买养老服务一般，把专项预算落到实处，地方部门向市场购买消化秸秆的互赢智慧。禁令之外，多些配套作为，也许秸秆就不至于继续成为“心肺大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