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塔山阻击战时，李福泽将军任东野四纵参谋长指挥是役，功勋卓著，却鲜见文字记载。李福泽将军看似“大老粗”，其实为典型的“富二代”。将军山东昌邑市人，父亲是当地大富户，有房产二三百间，后到青岛发展，为青岛啤酒厂股东之一。年少时，将军吃喝不愁，玩乐不拘，八岁读私塾，十六岁到北京插班读汇文中学，二十一岁到上海大厦大学（后更名为上海师范学院）攻读经济专业（又有记载，肄业后考入上海复旦大学政治经济系）。

李福泽将军在上海读大学将毕业时，“卢沟桥事变”发生。将军发了一封电报回家，声称出国留学，需要经费。其父于青岛立即给他汇去了一大笔钱，李福泽携款回山东老家，以家里四条破枪，组建起了“山东八路军七支队”游击队，并自任队长，抗日打鬼子。

1937年李福泽将军加入共产党，历任中共昌邑县委军事部部长、鲁东游击队参谋长、鲁南第一区队区队长、八路军山东纵队团长、旅参谋长、师参谋长等职。胡奇才将军言，李福泽虽然是“大知识分子”，但他作战勇敢，头脑灵活。其家乡人至今仍记得他右边别枪盒子，左边塞酒瓶子，打仗一得闲，总要掏出酒喝几口。

李福泽将军作战勇敢机智兼得。1939年8月，山东纵队发起淄河反顽战役，李福泽将军率领全营首先攻占丝窝村，然后一气攻下十八个山头。1939年10月，李福泽率东纵队1支队1营（实际上为团）驻扎五井镇，忽遭日伪军偷袭。李福泽将军急赶赴北门，率1、2连死守，同时命令一个副连长带一个排从侧面迂回夹击，打退了伪军。继而又率1、2连夺回了五井镇的制高点莲花山，反把日军压制到一片坟地里全歼。《大众日报》于1939年11月3日发表了题为《庆祝临朐大胜利》的社论，誉称五井之战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是“山东抗日两年来最模范的胜利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李福泽将军曾任鲁中军区警备第三旅旅长、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十一旅旅长、纵队参谋长、第四十一军参谋长。胡奇才将军告余，在东北战场上，多次见林彪在四野指挥所吃黄豆。李福泽那时在四纵指挥所吃的比林彪要高级得多，有花生米、大白兔奶糖和酒。都是他父亲从上海、青岛给他邮寄过来的。有时敌人快打到跟前了，他还不忘咪一口酒和嚼几粒花生米。 李福泽将军虽为高级知识分子，但他不孤傲清高，无官气骄气，生活简朴，不讲穿着，不讲排场，甚至曾被人误识为老炊事兵。

1946年，四纵在东北通远堡整训，随时准备国共和美国三方军调部人员视察，部队纪律要求极严。某日，李福泽将军独自一人上街溜达，因帽戴歪，嘴叼烟，上衣皱巴巴，油亮亮（长期不洗），被纠察队带到警卫营部。纠察队员向警卫营营长报告：“抓了一个违纪的炊事员”。杨营长一见是纵队李参谋长，连忙赔礼道歉道：“有眼不识泰山！”李福泽挥手制止曰：“他们做得对，做得好！”又表扬曰：“我看你们还真有点周亚夫治军细柳营的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李福泽将军指挥发射过中国第一枚近程导弹、第一枚中程导弹、第一枚核导弹、第一枚远程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其时，将军放下架子，跟苏联专家学导弹技术。由于导弹领域涉及保密问题，每个学员作记录的笔记本课后必须交由保管室保密。为此，李福泽早上站在操场上死记硬背，课堂上死记硬背，甚至晚上躺在床上了依旧死记硬背，特别练出一手绝活，将苏联专家教授内容过耳不忘、过目不忘。李福泽之子李联林考上大学学小回路自动控制。李福泽常与其子谈其专业，李联林回忆，亲见其眼睛放光，大讲“平台”、“陀螺”，喋喋不休，神采飞扬。

“文革”期间，造反之风刮进基地。部分官兵搞起了“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要求基地领导与群众对话。李福泽将军坚决不同意在基地搞“四大”，态度鲜明：“什么四大五大，我们这里打卫星最大，卫星打不上去，一切都扯淡。”后某中央领导对基地专门作了批示，“四大”不搞了，但可以通过民主会的形式来解决。批示到达基地后，党委会上关于是否传达讨论到半夜，同意与不同意，一半对一半。最后，李福泽一锤定音：“不管是谁的批示，只要不利于我们这里的头号任务，就是不能传达！”

又某日，基地开党委会，李福泽走进会议室，见毛泽东的女儿李敏等也在座，立即板起脸，用手敲敲桌子曰：“不是党委委员的请出去。”李敏等人闻言起身而退。为此江青曾恨恨曰：“李福泽是谁也不敢惹、谁也惹不起的‘西霸天’”。

余问将军有没有写回忆录的打算？将军果断曰：“我不写。”“现在很多老同志都写了啊！”将军对曰：“我看都不看！净把好事往自己名下挂，把坏事往别人头上推。”1996年12月24日，李福泽因病医治无效于北京逝世，享年82岁。遗骨安葬在他曾经战斗过的塔山。

（吴东峰 作者为广州市文联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