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口草巷茅氏为镇江旧家著姓之一，世居镇江城内五条街南侧之草巷。草巷之名，宋元已见，元《至顺镇江志》记京口录事司（城区）内有市五、街七、巷八十二，八十二巷中就见有东草巷和西草巷。当代名人茅以升祖上就是两宋之交自中州河南迁居这一带的。清人张九徵曾说：“吾邑茅氏自其先武功大夫来居丹徒，由宋迄今凡二十余世，世有名德，为吾邑望族”（张九徵《京口茅氏重修族谱序》）。清人何金蔺也说：“茅氏为吾润世族，与吾家世缔姻戚，吾郡之贤绅名宦，与高人逸士，多出其门”（何金蔺《清故季显茅公行状》）。

据茅氏宗谱载，茅氏原居汴京开封鼓楼岗双井巷，子弟茅康于北宋末仕至武功大夫。金兵南侵，他随高宗南渡，卜居丹徒，是为迁润始祖，死葬镇江丁卯桥臧家湾。茅康生子三：茅询、茅誌、茅评。茅询唯第三子茅礼后裔绵延，茅誌后裔迁杭，茅评后裔先后失嗣。是故，京口草巷茅氏近代后裔是为茅礼的子孙。茅礼之孙茅■于南宋“绍定五年登进士第，仕至通判”（元《至顺镇江志》卷18），死葬镇江城南虎踞门外石井村。其子茅湘“字清叔，京口人，慷慨有大志。宋末急于用士，枢密陆秀夫荐于朝，从之海上，骤（升）兵部侍郎。时大兵势迫，遂从秀夫蹈海而死”（《至顺镇江志》卷19），被后人崇祀于镇江乡贤祠内。可知早于南宋时，茅家弟子中即有以德行功业而显名于地方者。

茅家世代经商，善治产业。还在明代，草巷茅氏即“世业以笺柬招远贾坐落西郊”（清管城琪《清故茅母杨孺人贞节行述》），类于联系货源、提供货场的商业经纪人。此外，子弟中也有“贾迁无虚、奔走于各地的行商。茅氏族谱称：“茅氏之盛自检庵翁始”。检庵翁即十五世茅宇，明中期人，字克广，号检庵，为四世祖茅礼、六世祖茅昂的后裔。自幼聪颖，能辨诗文工拙，人多奇之。少从丁玑父丁元吉（易洞先生）游学，博览史书。父殁，自创产业，规矩经商，妻王氏性情温顺，勤俭持家，至“晚年产业渐宏”，积有千金。弘治五年（1492）江南大水，他输粟赈饥，被地方官府延为乡饮大宾。其长子茅坚，别号南畦，承继父业，“少贾湖湘，踰河济，历吴越”，行遍天下。武宗正德三年（1508），他输粟四百斛以备边，六年（1511）又捐粟六百斛以赈饥，被明政府赐以六品武功爵。正德十五年（1520）八月武宗南巡回銮途中舟临镇江，“幸大学士杨一清第，临故大学士靳贵丧”（《明史·武宗本纪》）。茅坚应地方官府之邀，负责接待中的财务开支及物资供应：武宗诛宸濠，幸镇江，六师临之。四府军帑毕集，郡守滕公辟府君董其事。时供亿日费几万金，驻骅一十八朝，有司兢兢，惟恐其后死。府君事无巨细，罔不从容克举，郡守以下获免罪戾。回銮之日，所费才不及三分之一，而羡余大倍之，且出入锱铢不爽，郡守甚义之。——《京品草巷茅氏宗谱》卷7《茅坚事行》。

是知茅坚参与了接待工作，并出色完成任务。此事表明至明中叶时，京口草巷茅氏不只是镇江码头首屈一指的经商富户，还受到地方官府的信赖，有较高社会声望，这为其后子弟中的一部分通过科考进入封建统治行列打下坚实基础。茅坚生有4子，除幼子早卒外，余各自繁衍为三大支系，在草巷茅氏族史上称为三大分，时为明代中时。

大房分祖茅鉴，号半塘，国子监太学生，经考选入仕，授贵州普安州判，迁陕西安定知县。嘉靖十七年（1538）以疾告归。茅鉴生有三子，长子茅源是为地方乡饮大宾；次子茅湊为郡庠生，与邬佐卿交善，同为隆庆朝及万历初京口名士；三子茅濡以岁贡生入仕，任和州教谕。

二房分祖茅銮，号东丘，继承父业，服勤商贸，生有5子。他本人及5子虽无功名，但其孙茅崇本（父茅治为茅銮第三子）却先考中举人，继考中进士，曾仕吉安府推官、南京刑部主事。

三房分祖茅鎜，号少塘，又号海门。嘉靖十年（1531）中举，十一年（1532）联捷考中进士，仕至浙江布政司右参政。其生有8子，次子茅溉及四子茅涢先后以贡生入仕；茅溉子、十九世茅崇修则是万历朝进士，仕至南京刑部郎中。茅鎜第三子茅湛虽未入仕，却是地方乡饮大宾，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即是此支嫡裔。

京口草巷茅氏世代经商服贾，以为生计。在经商的同时，重视教育，诗书教子。明清两朝茅氏子弟中习文业儒、读书应考者日众，为封建旧家中贾儒相济类的典型。自明中叶起茅氏子弟习儒入仕为宦者日见增多，呈现族史上的“前明官阀最盛”之景。入清后子弟功名、职级虽不及明代，但自清初至清末应考入仕的为数也不少。

封建社会，商人原本列于“四民”之末，但到封建社会后期，尤其是明清两朝，商人阶层不断扩大，社会地位也不断提高。商贾家庭不只能以其经济实力延师教子，且有条件让子弟中的“慧童”长期脱离生产经营而专攻举业，若其一旦中举或考中进士，则家族中也就有人进入官宦行列。著名学者余英时在《中国文化史通释》中就特别指出：商人子弟走正规科举这条路的，在明清时期已成一普遍风气。清代沈垚（1798-1840）也称：“非父兄先营事业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通显。”这一观察相当准确，有无数事例可证。明清“进士”和“举人”名录中以来自“民”籍者占绝大多数……因此所谓“民”之中必然包括了商人在内，不过仅从名录中看不出来而已。如果将明清与宋代作一比较，可以肯定地说，至少16世纪以后科举制度中“士”的商人背景已大幅度地加重了。明中叶京口草巷茅氏族史上的三大分与茅氏“前明官阀最盛”现象几乎同步出现，可知在科举社会家庭兴旺与科业兴盛互为表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