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上台执政并在形式上“统一”中国后，明里暗里采取各种方式支持周边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构成蒋介石在民国时期外交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1942年蒋介石夫妇访问印度，与甘地在一起

访问战时印度

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与印度国大党领袖保持着密切关系。1939年8月，印度独立运动领袖尼赫鲁访问重庆，受到蒋介石的热情接待。1940年11月，蒋介石委派戴季陶率团访问印度，并携带自己的亲笔函分致甘地、尼赫鲁和诗人泰戈尔。1941年8月，印度独立运动家卡拉黛维夫人访问重庆，蒋介石在会见时明确表示：“中国得到自由与独立以后，第一要务当为协助印度与朝鲜之解放与独立也。”

1942年2月，在太平洋战争的紧要关头，蒋介石夫妇访问印度，其目的有四：与英印当局商议战时合作，推进中英联合抗日事业；劝说印度独立运动领导人暂时搁置立即实现印度独立的主张(主要出于国内抗战考虑，当时滇缅公路是国际支援中国抗战的惟一陆路通道)，支持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劝说英国放弃在印度的殖民政策；提高中国在处理亚洲事务中的国际地位。

蒋介石夫妇会见了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回教徒领袖真纳，并不顾英方的反对，会见了正在软禁中的印度“不合作运动”领袖甘地，与之进行了长达五小时的谈话。这些会见加强了蒋介石与印度各党派，尤其是与印度国大党之间的良好关系。会见中，他们表达了中国无条件支持印度争取独立地位的明确立场，但协调印英关系的使命，却由于英国当局顽固坚持殖民立场及印度国大党坚持要求立即独立而没有取得进展。

随后，蒋介石继续坚持支持印度国大党领导的独立运动，为此，他不仅与英国当局进行交涉，也一再出面要求罗斯福总统干预印度事务。战后，蒋介石积极支持印度独立，在所有的国家中最早将驻印度专员公署升格为驻印大使馆，最早派遣驻印大使到任。据民国首任大使罗家伦回忆说，经他之手为印度独立帮忙的事共有14件，包括印度国旗采用阿育王轮、移交时间定为零时等。

推动开罗会议奠定韩国独立地位

蒋介石对于韩国独立运动的直接支持始于1932年上海“虹口公园事件”之后。1933年初，他亲自会见韩国独立运动领导人金九，劝说其停止暗杀活动，实施培训军事政治人才计划。在组织体系上，他主要运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和中统局、三民主义力行社和军统局两个系统，分别与韩国独立运动各党派联络，给予各种必要的支持。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进而从政治上公开支持韩国独立运动，亲自批准建立朝鲜义勇队和韩国光复军，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从经济上全部承担了韩国临时政府韩国独立运动的政务费、党务费、军事费以及重庆侨民生活费，壮大韩国独立运动的力量；从文化上批准中韩文化协会成立，开展广泛的抗日复国宣传活动。1942年12月，又核准“援助朝鲜复国运动指导方案”，将援朝政策的重点转向强化韩国独立复国力量，争取实现战后独立，并确定了“于适当时机，先他国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方针，全面强化援韩工作。

蒋介石最重要的历史贡献在于他在开罗会议期间，坚持并力争罗斯福总统的支持，确定了韩国独立的国际地位，并将此写入《开罗宣言》，奠定了战后韩国独立的国际法地位，并继续为争取国际社会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和战后立即给予韩国独立地位进行了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