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大学法学院刑法教授陈兴良透露，刑法修正案（九）拟设置“收受礼金罪”。这一罪名是指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财物，无论是否利用职务之便、无论是否为他人谋取了利益，都可以认定为此罪。收受礼金罪并不是受贿罪，量刑比受贿罪轻。（9月28日《京华时报》）

就当前的反腐形势和全民反腐诉求来看，在法律层面强化对于相关罪行的惩处，是必然趋势。刑法修正案拟设置“收受礼金罪”，所基于的恰是目前较为普遍的“送礼之风”，针对性不言而喻。而联系到“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利”这一罪行构成要件，另设“收受礼金罪”，似乎更是为了规避前者漏洞的折中之举。

然而，法律的任何变更，必然是慎重之举，需要严格的论证和利弊权衡，并且最重要是回归立法初衷和本意。就受贿罪而言，其“为他人谋利”的要件设置，看似在理论上对于受贿的“权钱交易”认定精准化，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却往往成为一些受贿者合法规避严惩的漏洞，并增加了罪行认定的负担与成本，与当前的反腐趋势和受贿罪立法本意，显然存有出入，也不符合整体性的国际经验。

对于目前受贿罪上述漏洞的承认，应该有着较大的共识。争议所在，恰恰是这一漏洞该如何弥补——到底是直接删除“为他人谋利”的要件，还是另设新罪来规避漏洞？据此要考量的即是，直接删除究竟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另设新罪，能否有效规避漏洞？执法成本是否在可控的范围内？这些无疑都需要相关机构做扎实的立法调研，并广泛征求各界意见，方能有共识。

但就立法逻辑而言，一些问题其实已有答案。一种说法是，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因此设置“收受礼金罪”就可以将“感情投资”这一问题解决，此逻辑看似无问题。但是，既然承认有“感情投资”，那么，“是否为他人谋利”就更不应该成为受贿罪的构成要件，毕竟，任何的“感情投资”，其本质都属于“权钱交易”的范畴，都符合“受贿罪”的立法本意。再说，立法更要充分考量人性之恶，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人情”与“礼金”，特别是对象是国家公务人员，就更理当从法律层面以最严苛的标准来审视，这也是受贿罪的立法初衷所在。

退而言之，有效的法律包含条款和执行两个方面。新增设“收受礼金罪”，在既有的司法体系中，它会否同样成为某个群体“减刑”的缺口或漏洞，也当被严肃考量。如果不能有效地的规避这一点，那么显然，就将违背立法的初衷，不仅使执法成本增大，也将亵渎法律的权威。这一点，不可不察。

事实上，关于受贿罪构成要件的争议，在学界和实务界已有较为成熟的看法。譬如，取消作为要件的“为他人谋取利”，而将之视为是受贿犯罪的量刑从重处罚的情节之一。这些建议，为何未能得到响应或立法层面的回应，相关立法机构不妨给出说法。

任何一项法律条款的修订，都是一场立法上的博弈，博弈越充分，立法的科学性也就越有保障。就目前来看，增设“收受礼金罪”，其中是否有足够的公开的博弈过程，仍存疑。以此而言，无论争议双方的具体看法如何，先推动这项法律修改回归到开门立法的程序上来，让业界、学界和社会各方充分讨论与论证，或许最为迫切。（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