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慈善公益组织遭质疑，大多与“慈善公益经纪人”的发展模式有关——官办基金会为“草根组织”提供公募资格，坐享管理费提成，而草根组织则沦为替官办慈善基金会“跑腿的”。

最近，两则与慈善公益有关的新闻备受关注：先是向哈佛大学捐赠3.5亿美元的香港富商陈启宗说：捐助故宫修复建福宫，却被改成“五星级酒店”搞得很心寒；后是“渐冻人”病友组织质疑“冰桶挑战”捐款的接受方瓷娃娃缺乏开展“渐冻人”救助的经验，担心其不能为“渐冻人”造福。

慈善运作让捐款人和受益人不满意，这种事何以频频发生？究其原因，在于许多人把慈善公益组织缺少“君子动口”的价值探讨，美化为执行力、市场意识和创新精神加以褒扬有关。

挂靠专项基金模式造成“掮客”式运作

汶川地震以后，慈善公益行业希望给草根公益组织以发展的空间，于是挂靠专项基金的模式被快速发展起来。该举措给了草根公益组织以空间，也导致一些“官办基金会”利用手中的公募权，招募与自己关系密切的草根公益组织成立专项基金。专项基金让草根组织有了合法的身份，却因无法取得合法的收入，而变得像一个“慈善经纪人”。据相关调查，某官办基金会旗下竟然有上百个“专项基金”——“慈善经纪人”为其拉善款、做善事；而这些“官办基金会”仅需发展专项基金，便可以坐享其管理费和工作业绩，成为“慈善经纪人”的“经纪人”。

官办基金会为草根组织提供公募资格，但却不会为“草根组织”支付法定的办公经费和人员报酬。为了生存，草根公益组织必须不停地接受各种慈善捐款，执行各种缺乏延续性的慈善项目，成为替官办慈善基金会“跑项目”的“经纪人”。慈善公益组织的“掮客”运作模式，最终催生出文物单位把“建福宫”改为“高档会所”导致捐款人抗议，和“渐冻人”通过公开信对瓷娃娃表达不满意的闹剧。

这两年，慈善公益组织遭质疑，大多与“慈善公益经纪人”的发展模式有关。官办基金会利用专项基金“拉捐款”、“跑项目”而坐拥管理费提成，“慈善公益经纪人”通过切断官办基金会与受益人间的联系，获得某种权利解决自己的劳动报酬。当权益相关方利益受到伤害时，“官办基金会”说自己只提供“募款平台”，而专项基金又因多重身份而让行政监管责任变得模糊不清。

慈善业问题不在技术落后，在价值遗失

从管理上看，官办基金会通过设立专项基金，让一些草根组织有了募款权，但有关行政管理机构却对这些活跃的“慈善公益经纪人”行为失控。官办基金会依靠非正式的专项基金来扩大服务项目，增加善款收入，事实上它也没有好的办法来管控这些机构。

如果某个专项基金因违规被关闭，“慈善公益经纪人”很快又能在另外的官办基金会找到落脚之地。毕竟，“慈善公益经纪人”是自己筹款，自己干活，他们多拉一块钱善款，意味着官办基金会就能多获得10％的“行政管理费”的提成权，而“慈善公益经纪人”皆能从慈善项目执行中分一杯羹。

当善款募集的多少，成为官办基金会和草根组织共赢指标和稳定的共生模式时，“慈善公益经纪人”——官办公益基金会和草根公益组织成立时的使命、宗旨和价值观已成为一纸空文，而慈善也在无声无息中完成了从“公益运作模式”向“生意运作模式”的“合理化”转变。

回顾中国的慈善现代化进程，我们遭遇最大的问题不是技术的落后，而是价值观的遗失。官办基金会帮助草根组织成立“专项基金”的技术手段，表面上促进了草根组织的发展，实际上是把慈善公益组织从“价值导向”解决社会问题，降低到为生存而研究发展的层面。于是，探讨互联网的公益机会、筹款技巧和新媒体创新就成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当代版。

如果慈善公益组织不能把独立价值观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作为立命之本，而是希望通过“技术手段”来发展壮大，那么“专项基金”的发展就如治理洪水时无限地加高河堤而非疏通河道，倘如某处决口就“人或为鱼鳖”。向美国哈佛大学捐赠3.5亿美元的香港富商陈启宗在北京演讲时说：“中国人要学外国人的精神，而不只是知识、技术。我们把我们自己好的东西扔掉了，西方好的东西没学到，变成莫名其妙的一帮人”，讲的也是这个意思。

而中国慈善公益事业要健全成长，也只有从独立价值观、解决社会问题入手，舍此别无他法。

　　□才让多吉（公益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