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说法存在的问题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是北宋大文学家苏轼（1036-1101）生命的最后一年。这年五月（农历，下同），他由岭南北归至真州（今江苏仪征），七月病逝于常州。这中间，他曾到过镇江。对此，一般只注意到他六月间由真州病中往常州那一次。例如，南宋施宿《东坡先生年谱》引苏轼“乞致仕”表说：“五月间行至真州，瘴毒大作。乘船至润，昏不知人者累日。”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三引苏轼六月十一日到镇江。十四日往常州时所作书信说：“某自仪征得暑热，困卧入昏睡中。到京口，自太守以下皆不能见。”由此人们多认为苏轼这一年只有一次到过镇江。当时他病得很重，整天“困卧昏睡”。

　　按照这种看法，有些事情就不好解释。例如，既然他是病重时由真州往镇江，又怎么能登金山并自题画像呢？难道苏轼的《自题金山画像》诗并非作于自岭南北归后登金山时？又如，苏轼到镇江后曾作《祭柳仲远文》亲祭安葬于镇江的堂妹夫柳仲远（苏轼友人柳子玉之子）、堂妹苏氏，却只派他的儿子去祭悼刚刚在镇江去世不久的友人苏颂。由此出发，林语堂《苏东坡传》联想到苏轼的某些诗文，提出了苏轼“暗恋晋江（为‘镇江’译文之误）堂妹”说。难道苏轼真的暗恋堂妹，并“重色轻友”？

　　苏轼五月间曾至金山和京口

其实，如果认真查阅一下苏轼的作品和有关记载，就可以发现，苏轼自岭南北归后，并不是只有一次到镇江，他在六月间最后一次到镇江之前，还曾在五月间到过金山，而且到过镇江京口。对于五月到金山之事，苏轼曾在多封书信中提到过。例如，《与程德孺运使》说：“今方达南康军，约程四月末间到真州……不知德孺可因巡按至常润间，相约同游金山否？”《与子由》说：“兄在真州，与一家亦健。适值程德孺过金山，往会之，并一二亲故在座。”可见苏轼五月间曾游金山，当时他身体“亦健”。这是苏轼一生可以确知的九次游金山中的最后一次。自然，苏轼能够也只能是在这最后一次游金山时作《自题金山画像》诗。这首诗总结了他一生的坎坷遭遇，对于他本人以及对于金山都具有重要意义。

苏轼五月间到金山后，是否曾到过镇江城中呢？按照常规常理，他应当到京口去拜见地方官。而且，与苏轼同时的陈政敏在苏轼去世后不久所作《遁斋闲览》中有相关记载：“东坡自海南还，过润州。州牧，故人也，出郊迓之。因问海南风土人情如何。东坡曰：风土极善，人情不恶……”这里所记与苏轼六月间病中至镇江“自太守以下皆不能见”的情况不同。这条记载表明，苏轼在五月间就曾在游金山后到过京口。当时他并未生病，所以能够亲自作文祭悼他在岭南时就已去世的柳仲远夫妇。而苏颂之死是五月庚辰（五月二十二日），在苏轼五月间离镇江以后，六月间到镇江之前，所以苏轼六月间到镇江时由于病重“昏卧”，当然只能派他的儿子去祭悼苏颂。苏轼建中靖国元年两至镇江的事实，也推倒了“苏轼暗恋镇江堂妹”说的依据。

　　《苏东坡传》“暗恋镇江堂妹”说之虚妄

《苏东坡传》撰者为证成其“暗恋”说，又举苏轼的两篇《祭柳仲远文》为根据，说第一篇“先提到的是他的堂妹，然后才说‘矧我仲远，孝友恭温’。第二篇更是真情流露……”其实，苏轼贬谪岭南时，先是他的堂妹去世，然后是堂妹夫柳仲远去世；第一篇是苏轼在岭南遥祭柳仲远，由于堂妹先死，所以祭文先悼堂妹，再悼柳仲远。第二篇是苏轼北归后亲至镇江合祭二人，所以祭文是先悼柳仲远，然后再悼堂妹；又由于是痛定思痛，因而更富有感情。所以这两篇祭文于情于理都看不出有什么偏重堂妹之处。《苏东坡传》把这两篇祭文混为一谈，以证成“暗恋”之说，不但是诡辩，而且根本未读懂原文。至于书中又举苏轼在润州所作《杭州牡丹开时仆犹在常润……》诗中“已是成荫结子时”“金缕犹歌空折枝”等句，证明苏轼在表达“暗恋”堂妹之情。其实，全诗不过是用比兴和典故抒写对杭州家人的思念。前一句不过是说已到暮春“杭州牡丹开时”，后一句不过是用杜秋娘在润州唱《金缕衣》的典故，说明“仆犹在常润”。《苏东坡传》所说显然穿凿附会，更不能作为证据。要之，“暗恋”说纯属臆构，不能成立。我们不能为证明“一己之说”而厚诬古人。

苏轼与镇江（北宋前期和中期称润州）关系密切。镇江有他喜爱的山水名胜，更有他的亲戚和好友，“在这个地区，他特别受人欢迎，到此等于返乡”（《苏东坡传》）。从36岁开始，直到66岁去世为止，30年间，有事迹可考的，他曾十二次（不是十一次）到过镇江，九次游金山。他在镇江留下了不少诗文佳作和轶闻佳话，成为镇江历史文化的宝贵财富，相关研究有待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