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截至5月底，全国检察机关已发现违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线索188件，已建议将暂予监外执行条件消失的247名罪犯收监执行，其中副厅级以上职务犯罪罪犯18人。同时，立案查处相关职务犯罪案件30件40人。

这次检察机关开展的针对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专项检察活动，重点监督的是职务犯罪、金融犯罪、涉黑犯罪等“三类罪犯”刑罚变更执行情况。职务犯罪者，弄“权”的；金融犯罪者，弄“钱”的；涉黑犯罪者，弄“势”的。权钱势对司法公正的腐蚀力不可小觑，拿这三类罪犯开刀，可谓是有的放矢。

这18名副厅级以上的职务犯罪罪犯，当初准许其暂予监外执行的具体原因不知是什么，估计保外就医比例比较高。坊间流传的“假释＝提前释放”、“保外就医＝玩猫腻放人”、“暂予监外执行＝自由”，抨击的就是“提钱释放”的司法腐败乱象。如果没有这次“严查”，所谓的“暂予监外执行条件”会按程序“消失”吗？

“严查”当然显示了政府打击司法腐败的决心，但它本质上也就是一次“严打”，“三类罪犯”的监外执行情况得到了审查，其他罪犯呢？比如官二代、星二代罪犯之类，也有可能因刑罚执行的漏洞，被合乎程序地“暂予监外执行”，在监外过着比普通人还逍遥快活的“服刑”日子的。

法律界人士早就指出，监外执行的漏洞，首先是法律规定不够细化的漏洞，其次是监管机制的漏洞。比如“经诊断短期内不致危及生命”的标准，在核定保外就医条件时，是个难以操作的问题，而对“其他需要保外就医的疾病”的理解，也存在较大分歧。比如法院决定暂予监外执行案件没有期限限制，存在“一决到底”现象。又比如判定监外执行时的程序，大多流于形式，成了“文来文往”的书面游戏，而又是封闭式的，不吸纳被害人与公众参与。如此等等，使得监外执行成了一些落马贪官和富人逃避法律惩罚的“华容道”。

正是制度上的一些漏洞，使得有些监狱管理人员很容易当成“牢头狱霸”。湖南省监狱管理局原局长刘万清曾为28例罪犯的保外就医打过招呼，并从中收受9人次贿赂共20.7万元，而查办他一人，就牵出130多人。在广东茂名监狱腐败案中，甚至存在“减一年，花1万”的“标准”。

要真正杜绝“关几年托关系、走门子变相出狱的现象”，堵死花钱买刑、徇私放行的“华容道”，光靠“严查”是不行的。“严查”只是打中了重点群体，但要打中违法刑罚变更这一司法腐败的七寸，还是得先从制度建设入手，填补好监管的种种漏洞。如果说犯罪只是污染了水流，而司法不公则是污染了水源，要正本清源，还得建立一个更严密更高效的司法系统。（洪信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