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6日，最高检发布了《人民检察院办理减刑假释案件规定》。这个规定出台的背景，是近些年被判刑的贪腐官员以及涉财犯罪的罪犯中，有许多人通过非法途径获得减刑、假释，从而使法律的惩罚形同虚设。

据最高检相关人员介绍，在今年开展的为期9个月的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专项检察活动中，全国检察机关已建议将711名监外执行的罪犯收监执行，其中原厅局级以上职务犯罪罪犯76人，约占建议收监执行罪犯的10%；同时，全国检察机关共发现违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线索428件，“从线索来源看，收到群众举报123件，自行发现274件，其他来源31件”，由此，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处涉及违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职务犯罪案件105件、120人。据说，这一组查处数字“与往年相比明显上升”。

上述介绍，每一个数字都引入关注。并且，每一个数字也派生出更多的疑问。显然，711名监外执行的罪犯被检察机关建议收监执行，说明这711名罪犯完全符合收监执行的条件。符合收监执行条件却被监外执行，这个决定是如何做出的，是什么人做出的？也显然，按照常理，不会有狱方管理人员毫无缘由地看谁“顺眼”，就据此随意做出让某服刑罪犯监外执行的决定。因此，说711名监外执行案对应着711个腐败故事，虽存有罪推定之嫌，却是符合逻辑之论。

当然，检察机立案查处的涉及违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职务犯罪案件的数量，也支持了上述逻辑。而违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职务犯罪的可怕性，就在于这种犯罪闭合了所有职务犯罪的关键一环，使不同官僚机构的腐败闭合成为一个互饲体系，把贪腐官员最后一点畏惧、把社会正义最后一点立锥之地都排出在了这个体系之外。可以肯定地讲，近些年官员腐败高发、多发，以致积重难纠、难治，就是因为这种互饲体系的存在。

最高检披露的上述数字中，还有一组数字耐人寻味。据报，在自今年3月起的专项检察活动中，全国检察机关共发现违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线索428件。但是，与其他领域的案件线索来源比例不同的是，这种案件的线索来源于“群众举报”的少（123件），而专门机关“自行发现”的多（274件）。这个比例，实际上也反映了减刑、假释以及暂予监外执行等司法程序中的非公开性的弊处。这种在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过程中的非公开性，实际上是为司法审判公开留下了后门，为有权有势有钱的罪犯留下了后路，为有权决定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官员留下了贪腐空间。

这种后门和后路的存在，辅以死刑不上某某级官员的规则，在相当程度上激发了官员前腐后继的大无畏精神。看着前腐者在监外过着悠哉游哉的日子，身在官位的后腐官员若畏惧因贪腐而至的刑罚，那才怪了。更何况，对贪腐官员打击力度不够，就更使贪腐官员心生侥幸，进而放肆贪腐。

防止违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发生，除了专门机关的检察外，也完全有必要公开公示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的申请以及批准过程，公开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的立功情况、为其做出（医疗）诊断的内容及其诊断人员、批准（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理由及其批准人员……由此关上审判公开的后门，断绝官员逃避刑罚的后路。

若贪腐的前路只有一条，则贪腐官员才会畏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