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图薛红伟

7月20日，中纪委公布，天津市公安局长武长顺正接受调查。消息称，武或涉嫌利用专利在天津交通领域牟取不正当利益。据报道，武长顺申请了35项专利，多与交通领域相关，其名下信号灯遍天津。掌握其专利的公司多有公安背景，经营范围也与其管理领域多有重合。（8月11日《新京报》）

如果不是武长顺的落马以及真相的浮出水面，谁能想到一个官员还可以靠“专利腐败”为自己谋利。梳理整个利益链条不难发现，武长顺与企业人员沆瀣一气，将企业的发明集于自己一身，然后通过自己的权力将其推广变现，既可以为企业找到一条长期的销路，自己也能从中按比例获取报酬，把非法收入“合法漂白”，技术性腐败也因之被发挥到了极致。

技术的问题可以技术办，无论是期权腐败，还是专利腐败，或者其他更加隐蔽的腐败方式，只要存在利益输送，存在权力滥用，都会露出马脚。大的方面可以就公共决策的程序，公共经费的审计等方面进行把关。从小的方面来说，则是可以通过官员财产公开，官员收入的合法性等方面进行审查，只要做到了权力运行的公开透明，那么再隐蔽的腐败都会现出原形。

以专利腐败为例，无论是专利的数量，还是专利的使用，以及“发明专家”武长顺最后获得的收入等方面，都有诸多反常之处，若对其专利的来源进行审查，对使用的程序进行把关，或者对其收入的合法性进行审计，都可以避免其在“专利腐败”上一路到底。

解决武长顺“屡查不倒”下的监管困局是当务之急。一个官员出现问题已成公开秘密，“专利腐败”也已不再隐讳，虽然监管也有所介入，不过最终却不了了之，个别官员甚至还“越腐越升”和“带病提拔”，监管的作为就值得拷问。

对于官员的监督既是技术性的，但更属于导向性的。必须看到内部监管的巨大短板，必须把内外监督结合起来，并保持监管体系的相对独立，加强对负有监督之职的部门和人员的监督，促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和效力，让“无人监管”和“不敢监管”不再成为特权，“专利腐败”才会失去生存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