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日，“最牛违建”的主人张必清首次邀请媒体进入违建拆迁现场。目前，其楼顶别墅已经基本拆迁完毕，通向楼顶的阳光房内到处堆放着拆除的垃圾。据张必清介绍，目前的工作主要是垃圾清运和房屋加固阶段，而这“最牛违建”从建设到拆除，他大约花了600万元人民币。（8月6日《北京青年报》）

“最牛违建”尘埃落地，当事人也蒙受了巨大损失。“早知今日，悔不当初”的反思中，当然有算经济账的成因，但面临全国人民的指责并因此成为“公众人物”，也难免会成为当事人终生难忘的“心路历程”。违建拆除的损失固然令人惋惜，但回过头来看，这样的成本支付，恰是责任不彰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假若违建从当初就得到约束，并实现了源头管控，这样的结果自然就可以避免。

“最牛违建”不过是违建现象泛滥成灾的一个例证，违法建筑的严重并成为共象，远远超过了外界的想象。违法建筑的产生和存在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利益驱动、管理责任落实不到位所致。比如浙江金华世贸中心项目位于金华市江南片区商业最繁荣的中心区，当地市民称之为“最牛违法建筑”，因为它位于金华市政府大楼100多米处，“政府眼皮底下的违建”具有黒色幽默的味道。

虽然违建跟执法部门过多、执法力度偏小有很大的关系，但跟经济利益之下的监管不力有着根本性联系。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而违法建筑也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建设过程，“身边人都在建”的劣币驱逐良币，又导致了法不责众的局面，拆违费超建设费的成本考虑，加剧了矛盾的尖锐，以及执法的后果考量，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地方便采取了“合理漂白”的做法，纷纷效仿之下，违建现象不治反乱。

拆违费超建设费不能只算经济账，更应看到其背后的责任生态。现实中，“在整改中长大的违建”不乏其例，行政执法的效率与作为让人难以接受。如果依然保持时下的管理方式，那么违建就可能更加严重，“最牛违建”也会不断出现。退一步讲，违建现象并非新生事物，从立法到责任主体都建设滞后，足以说明态度出现了问题。自然只有调整了取向、坚定了态度、明确了责任，违建才会得到遏制，最牛违建的“得失论”也才不会让人如此纠结。

堂吉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