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容现有人口60余万，其中河南、山东、安徽、湖北、苏北等地客民后裔占绝大多数。客民入迁，形成了“土客杂居、南北交融”的地域人文特点，深深影响着句容的经济文化。一部句容移民史表明：外籍客民的迁入大大超过本土居民的迁出。就迁入而言，句容自西晋始有过四次高潮。

外籍客民入迁句容第一次高潮出现于两晋更替时期。西晋末年，北方战争频繁，民不聊生，琅琊王司马睿带领大批官僚地方从下邳（今睢宁西北）逃到建邺（南京），建立了东晋政权。他们的宗亲、乡亲、私人武装及幽、冀、青、并、燕、徐六州和淮北大批流民亦随之南下，集中居住于京口至广陵间。其中来自山东琅琊（今山东临沂）郡的千余户客民，被安置在句容西北境宝华、黄梅一带，并在这里设置了琅琊乡。今黄梅镇有个叫“琅琊界“的村庄，就是那时侨置的琅琊乡与南徐州（镇江）的分界。

北宋末至南宋初，是客民入迁句容的第二次高潮。北宋末，因金兵屡屡南侵，迫使江北居民纷纷南迁，其中有一部分流寓句容。弘治《句容县志》载，南宋乾道年间，本地主户（即土著居民）25897户，外来客户2496户，到南宋景定年间，本地主户减少3527户，客户增加1500户，占户籍总数的17.8%。可见，本地主户在战乱中消减之多。

外籍客民入迁句容第三次高潮在清同治、光绪年间。这期间太平天国运动对句容人口影响最为严重。句容是太平军与清军拼杀的主战场，历时11年之久。曾国藩为镇压太平军，采用“欲拔根本，先剪枝叶”的残酷手段，大肆屠戮无辜百姓。此期间，句容又发生一场大瘟疫，战争与瘟疫，使句容人口锐减、田地大量荒芜，正如光绪《句容县志》所载：“咸丰丙辰、庚申两遭战火（指1856、1860年太平军攻占句容），遗黎不及十之二”“村野为之一空”。1864年天京陷落后，太平军约有三千人逃到句容垦荒务农；1867年，清廷为防地方势力“尾大不掉”，下令裁撤湘、淮、楚军在江南的下级军官及士兵，仅楚军就有八千人在句容安家落户；句容县政府（包括溧阳、溧水等县）战后到河南光山、罗山、商城、固始及湖北麻城、英山和皖北等地“出示招垦”，并辅之以“减免赋税”“借给耕牛种子”等优惠政策，鼓励客民来句务农垦荒。因此，便出现句容移民史上最大的一次移民高潮。

民国初年至解放前夕，是客民入迁句容的第四次高潮。形成此次高潮的原因有二：一是一些民族实业家在句容兴办农场、开发矿业，吸引了许多外来劳动力；二是苏北、皖北等地区在此期间连年灾荒，战事不断，为避饥荒和战乱，很多灾民举家南迁句容。

从祖籍构成看，外籍客民以河南、湖北人为主，其次是苏北、皖北人，再则有少量浙江温州、台州人。其入居区域是：河南、湖北客民多居住在句容南乡及茅山一带；苏北、皖北客民多居住在沿江、宝华、下蜀一带。

客民入迁影响句容，概括而言有四个方面。其一，语言的变化。大量客民涌入，使土著居民使用的古越语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北方方言与土著方言融合而成的江淮方言。其二，风俗的变化。突出表现在妇女衣着和姑娘嫁娶上。本地妇女腰间原多系裙带，客民迁入，自光绪后，句容妇女就不系腰裙了；本地姑娘出嫁后满月才归宁，而客民三日后即归宁，现句容姑娘出嫁一律三日后归宁省亲。其三，文化心理变化。北方客民大多豪爽旷达、热情好客，受其影响，本地人也多了粗犷剽悍的阳刚之气。本地居民对外来客户持平等态度，不“夜郎自大”。对不同文化能兼容包蓄，如佛道等几个教派能在句容和谐共存。审美心理上，能将北方客民豪爽旷达之美与南方人柔和细腻之美结合起来。新编《句容县志》称，句容现存的一些文艺剧种和形式，大多由客民传入，如“玩狮子”“玩花船”等，本地人在搞这些活动“喊采”时仍用客民方言，即为明证。其四，耕作季节的变化。光绪《句容县志》载：“往时插秧必至夏至，客民则在小满时已遍插矣。”可见，由于客民迁入，本地插秧时间提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