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大众，联手商业公司、公关公司、部分媒体，在消费她的炫富过程中，培养起了极其低端的恶趣味，让“坏女孩”渐渐长大。

哪个时代、哪个社会都不缺乏郭美美这样离经叛道的“坏女孩”。略萨为坏女孩写过小说《坏女孩的恶作剧》，德莱塞为坏女孩写过传记《嘉莉妹妹》，梅艳芳甚至有首歌就叫作“坏女孩”。可关键是，像郭美美这样颠覆了大众道德观、价值观，甚至颠覆百年红会形象的“坏女孩”现实中并不多见。她似乎是“坏透了”的典范。

可问题是，她并没有因为这一系列举动而受到舆论的谴责，相反，她成了网络红人，成了变相揭露红会问题的“女侠”，她参加的商演越来越多，有赌球公司找其代言，甚至连“接客”的价位都在水涨船高。我们是不是该反思一下，到底是谁给了郭美美这样的坏女孩生存的土壤呢？是不是公众一窝蜂而上地对郭美美的围观，才帮助她实现了依靠恶名声获取利益。

这些年，有着类似郭美美经历的女孩不在少数，一路走来，一路将她们的丑陋展现给公众，可她们非但没有被大众所唾弃，相反，依靠网络形成的巨大“恶名声”而爆得大名，继而将名气转化为资源、金钱与利益。

因此，我们不得不问一句，在郭美美变坏的过程中，谁最有责任？

在郭美美变坏的过程中，那些不断请她们商演的演艺公司、公关公司责任重大。不请郭美美参加商演，无疑就不会有人去给她捧臭脚，形成眼球经济，自然她也就不可能兴风作浪。当然，在这些坏女孩“变坏”的过程中，也有部分媒体的责任。

在这些离经叛道的“坏女孩”身上，哪见道德领域的谴责与唾弃？我们看到的却是镁光灯的追逐与聚焦，是不断地上头条，高价的出场费、代言费，是远赴大洋彼岸的光鲜生活。似乎“坏女孩”们一旦获得利益、成功，就可以将她们不择手段上位的过去洗白。于是不少人在一边消费这些“坏女孩”们的新闻，一边发出的却是羡慕与慨叹。看看大洋彼岸的美国，“坏女孩”莱温斯基因为插足“第一家庭”，这些年来活得像过街老鼠一样，而我们的“坏女孩”们却活得扬眉吐气，名利双收——这并不是我们这个社会变得宽容的表现，而是我们道德领域撕裂、是非界限模糊的典型体现。

将郭美美变坏的，并不仅仅是她那个看上去罪行累累的家庭，而是一些普通的大众，联手商业公司、公关公司、部分媒体，在消费她的炫富过程中，培养起了极其低端的恶趣味，才令她在泥潭中如鱼得水地游了这么久。（陈小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