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香港传出的“疑似病例”已被证实为阴性，但源自非洲的埃博拉疫情依然令世人深感不安。

和以往历次疫情相比，始自今年3月的本轮西非疫情显得更加来势汹汹，尽管WHO、联合国粮农组织早已发出警告，许多国际组织也积极派人协助防治，尽管西非各国多次召开联席会议严防死守，截止目前，疫情仍造成近700人死亡，逾1200人确诊感染。

自从1976年被国际医学界确认存在至今，埃博拉为人所知已有38年之久，在非洲制造了至少3次大流行和十多次次级疫情，夺去了至少数千人的生命。这种恶性瘟疫症状凶猛、致死率极高，迄今尚无任何确切有效的药品、疫苗或疗法可以应对，感染致死率经常高达90%以上，甚至许多一线医护人员在救治过程中一旦感染，也难以幸免。

平心而论，号称“自人类文明以来死亡率最高恶性传染病”的埃博拉，之所以长期以来未能在非洲以外得到应有重视，对这种恶性传染病的防治，投入也远不能满足需求，很大原因，在于这种瘟疫虽来势凶猛，却始终局限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中部非洲、西南部非洲和西非等地肆虐，对经济更发达、科技更昌明、人口更稠密的欧美亚等地区，则仿佛仍然相距遥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是许多人难免的通病，更何况在不少人心目中，“黑非洲”是个蛮荒、落后的“化外之地”，他们所特有的瘟疫，对自己而言，也只能是无关痛痒。

然而此次疫情的发展、传播，似乎正悄悄改变着世人的看法：香港的传闻虽是虚惊，西非埃博拉疫情塞拉利昂凯内马防治中心首席医生奥马尔.汗（Omar Khan）在抢救病患过程中殉职，却是不争的事实。非洲人口最多的城市、尼日利亚商业首都拉各斯已出现疑似感染和疑似死亡病例，这座城市拥有2100万人口和数十条国际航线，一旦疾病扩散，势必波及更广阔的范围。更有甚者，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日前已宣布，在美国本土发现了两例疑似感染患者。

如今是地球村时代，“天涯若比邻”，包括中国在内，世界各国和疫区的人员、货物往来十分频繁，此次疫情中心区的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均和中国有密切的经贸关系，倘疫情持续恶化，尽管中国和西非相距万里，也未必总能独善其身。

埃博拉疫情长期以来囿于非洲一隅，一方面是因为病毒致死率太高，感染者往往未及大规模传播便已死去，另一方面，该病毒潜伏周期极短，也制约了传播范围。但病毒是变异极快的微生物，一旦在变异中出现致死率略低、潜伏周期更长的变种，瘟疫的威胁范围便会在旬日间扩大数倍，并威胁到更多的地区、更多的人。鉴于此，经济、科技和医学更发达的国家应努力帮助疫区控制疫情，并加大科研投入，争取抢在更危险的变异品种——“超级埃博拉病毒”出现前，在控制、治疗埃博拉的疫苗、特效药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上海是中国最大城市，也是国际贸易、交流频繁的“大码头”，上海与包括此次疫区在内的非洲各国间，人员、商品往来密切，尽管直到目前尚未发现埃博拉疫情，但不应因此置身事外，对疫情漠不关心。

埃博拉是传染性疫情，且传播途径、原理至今尚未完全被人类所掌握，作为拥有两座国际机场和世界最大港口之一的上海，应加强对传染源和传染渠道的观察、控制，切实将疫情堵在都门之外。

尽管埃博拉疫情的最初成因、来源，尚有许多令人费解的谜团，但许多一线医护人员均表示，疫区恶劣的卫生条件，和当地人不良的卫生习惯，是加剧疫情杀伤力的帮凶。上海的卫生条件、上海人的卫生习惯，自然远非疫区可比，但“石库门生活方式”离今天的上海、上海人并不遥远，偌大都市，也仍有许多卫生死角，一些不良卫生习惯、生活方式也并未得到彻底杜绝，众多的流动人口也会令上述问题复杂化、长期化。上海在历史上曾因上述问题吃过亏（上世纪80年代末的毛蚶甲肝流行事件，相信许多人都记忆犹新），如今更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加强公共卫生意识，保持良好个人卫生习惯，在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

西非当地疫情依然在加剧，作为拥有较雄厚经济力、科技力和较丰富医疗资源、经验的上海，也应为疫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并有针对性地加强相关医学科研投入、研究，这不仅仅是助人、救人，某种程度上也是在自助、自救。

（本文选编自博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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